“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四章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9)

 

“二兵团”耿金章宣布上海“夺权”

    自从爆发康平路事件之后,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了。1月15日凌晨3点半,上海的市民们酣梦正香的时刻,从康平路发出惊人的消息:“二兵团”的“耿司令”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11个造反派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了冷清、寂静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木头疙瘩”一大印。“耿司令”坐进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耿司令”发布了三项通令,那口气是不小的: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用上海话来形容,耿金章此举,纯属“自说自话”。他是—个喜欢自作主张、保持“独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王洪文对他的排斥。看来,未来的上海,要么“张-姚-王”,要么“张-姚一耿”。先下手为强。文化粗浅的耿金章以为木头疙瘩就是政权。他把“最高指示”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政权”,理解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木头疙瘩“。“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都各自安营扎寨,与王洪文那“总部”分庭抗礼。耿金章具有颇强的组织能力,他的“二兵团睁拥有的强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1967年1月5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上已可看出,“苗头”:为了庆贺《文汇报》的新生,“工总司”发表了一篇题为《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的文章。与之相邻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祝贺文章《让我们一齐去厮杀搏斗入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至于《紧急通告》上,第一个发起单位为“工总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团”,这样的并列印在《人民日报》上,印在全国各报上,更使“二兵团”名声大振。“耿司令”不再听命于“王司令”了。

    “二兵团”这场近乎宫廷政变式的夺权,使张春桥、姚文元吃了一惊。“耿司令”事先并没有与张、姚通气。他,居然宣布了对张、姚的“任命”,仿佛成了张、姚的上级!尽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职务,正是张、姚梦寐以求的,从耿金章的嘴里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心所向”,这使张、姚窃窃心喜。不过,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说自话”,事先不请示,等于不把张、姚这样的“中央首长”放在眼里,自然使张、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便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红;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胜利”时刻,他就向小兄弟们说过“胜者为王”,要弄个市长当当。他一直期待着成“王”。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即《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忙着筹备1月6日的大会,忙着起草那三个“通令”,为的是夺权。只是那三个“通令”没有打响,而《急告全市人民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1月8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20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苏维埃”在1月9日经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之后,毛泽东仅仅表示“知道了”,并没有太大兴趣,却对那份张、姚没有加以“推荐”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春桥自己,也在一次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说走了嘴,透露了内中的真情:“像《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呢!”这句印在当年《张春桥讲话》传单上的话,泄漏了天机!张春桥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州那天他俩一起接见“工总司”的代表。

    张、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被毛泽东发现了,加以肯定,震动全国。而张春桥以为是“伟大的创造”的“经济苏维埃”,毛泽东保持沉默。张春桥只能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助威:“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关于火线指挥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汇报。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谋划着夺权的新途径。1月12日在上海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王洪文宣读《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是张春桥的新点子。用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中央的工作简报中的话来说,这个“联络总站”实际上要“行使着政权的作用”!按照张、姚的部署,“关于接管市委,可以由联络总站搞”。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耿司令”来了个出奇制胜,突然进军康平路。“他妈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洪文嘴里,蹦出了这句充满着对耿金章的仇恨的话。

张春桥软硬兼施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5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耿金章脱去了军大衣。“金章同志,”张春桥依然用如此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安亭事件’发生后,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里,我曾推心置腹地跟你们谈过我的希望……”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原以为张春桥大抵是接受了对他的“任命”,参加“二兵团”夺权,实行“三结合”,耿金章兴高采烈而来。这时,他意识到张春桥找他谈话,另有用意。

    张春桥提到了那次谈话,耿金章还记忆犹新:那是在他揭起“二兵团”的大旗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得到情报,“二兵团”与“工总司”闹矛盾。张春桥的秘书给耿金章打来电话,说是张春桥在家里等他。小客厅里放着三张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双人沙发。张春桥坐在当中的双人沙发上,他和王洪文隔着茶几相对而坐。张春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一听到这句话,隔着茶几、情绪对立的耿金章和王洪文,互相瞧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微微低下了头。“我把你俩找来,是因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俩是共产党员。”张春桥说着,把目光转向耿金章,“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你们两个的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会使上海工人造反派分裂。耿金章默不作声。王洪文也沉默不语。

    “我劝你别搞‘二兵团’了!”张春桥终于对耿金章说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这样的组织不好。你想想,你那‘二兵团’怎么来的?那是‘走资派’把一部分人截在安亭,一部分人弄到南京、苏州,你们那几个‘兵团’是这样形成的呀。我希望上海工人造反派团结在‘工总司’的旗帜下,不要搞什么‘兵团’。这些‘兵团’,跨行跨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金章同志,我希望你主动把‘二兵团,解散。你协助洪文同志把‘工总司’的工作搞好。你俩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上海市委。”

    耿金章竭力克制着自己,依然保持沉默。他心中明白,张春桥所支持的不是他,而是王洪文!从张春桥的家里出来之后,耿金章没有听命于张春桥。他依然搞他的“二兵团”。“二兵团”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与王洪文的裂痕也越来越深。因为他不听话,张春桥开始疏远他。上海的机密要事,张春桥只找王洪文商量,把他撇在一边。也正因为这样,耿金章甩开了张春桥和王洪文,“自说自话”联合11个造反派组织,对康平路进行突然袭击。如今,张春桥重新提起那次在他家里的谈话,顿时使兴冲冲的耿金章,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耿金章像上一回那样,保持沉默。他知道,当面顶撞张春桥,那是不行的。

    “金章同志,我仍坚持上次跟你谈过的意见一一一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张春桥继续劝说着耿金章,“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权。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耿金章的脸色变得灰白。张春桥的话,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没有张春桥的支持,他的夺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张春桥善于察言观色,从耿金章脸色的变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奏效,便变得和颜悦色。“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张春桥的话,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耿金章经不起张春桥的软硬兼施,终于表态了:“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人多势众的“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那“上三司”等十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夺权也就告吹了。消息飞快传进王洪文的耳朵,他松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早在安亭跟定了张春桥,跟对了!上海的夺权,没有张春桥的点头,只能是竹篮子打水——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