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四章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10)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

    “上三司”岂肯善罢甘休?1月22日中午,又从康平路爆出新闻:“上三司”重整旗鼓,再度杀进康平路,宣告夺取上海市委一切权力!“耿司令”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上三司”的红卫兵们,哪里是张春桥的对手?张春桥在衡山宾馆召集紧急会议,王洪文、徐景贤、潘国平、陈阿大、王承龙、朱永嘉闻讯赶来。“对‘上三司’要采取革命行动!”张春桥愤愤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任务交给我们‘工总司’!”王洪文当即应声。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身强力壮,“上三司”的娃娃们逃之夭夭。才半天工夫,王洪文便“胜利”地粉碎了一次“政变”。

    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月25日黎明,手里拿着大饼、油条的上海市民,忽见墙头贴着《特大号外》,又笑“城头变幻大王旗”,兹按档案所收传单原件,照录于下:

    特大号外: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24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这次“夺印”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25日。

    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消息传出,急得双脚直跳的不是别人,却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他,身为“司令”,居然不知道这次夺权!急急调查,原来,有人未征得“王司令”的首肯,擅自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这次夺权的主角,乃“红革会”。那是24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出动了一长串的摩托车、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夺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的红色大印,共计23颗,可谓战果辉煌!

    “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为了避免“单方面夺权”的嫌疑,扯上了“工总司”大旗,又拉上那个名不符实、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徐景贤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动宣传攻势:“你们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夺得了吗?”徐景贤的舌头,其威力不亚于王洪文那“工总司”的拳头。徐景贤向“红革会”陈述利害。他的一席话,逼得“红革会”不得不撕碎那《特大号外》,承认了错误。于是,上海的第三次夺权,宣告失败。“红革会“恨透了徐景贤,也恨透了徐景贤的后台老板张春桥。怒火在“红革会”红卫兵的心中燃烧。这怒火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了一场“炮打张春桥”的燎原大火。

迎接上海“最盛大的节日”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假联合’,必须实行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夺权!”张春桥一板一眼地论述着“联合”。对于上海党政财文大权觊觎已久的张春桥,早就在盘算着怎样“联合”夺权了。1月12日,在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那公之于众,见之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便是张春桥的点子。本来,张春桥想通过这个“联络总站”的建立,取代上海市委,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1月15日“二兵团”进军康平路,使张春桥焦急万分。他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挑子’的人很多。‘联络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王洪文心领神会。1月19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张春桥的目光,在出席者的名单上,来来回回不知扫了多少趟:“二兵团”当然是不能列入的,“上三司”显然也不行。还有那个“红革会”,据说在准备“炮打张春桥”,当然应当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剩下来的38个造反派组织,是张春桥信得过的:“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在筹备会上,有人建议加上“政治”两字,变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不过,经秀才们咬文嚼字一番,觉得“政治联络”不妥。“政治”怎么可以“联络”呢?不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无产阶级政治庸俗化”!须知,那时候,连“政协”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为“政治”岂可“协商”?勉勉强强,仍维持原名,只是觉得“联络总站”这名字不够气派,不够响亮。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联络总站”总算筹备起来了。第二天,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姚文元还报告道:“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就在这期简报发出的两天之后-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在全国打响了夺权的信号弹。张春桥急于在全国创立夺权的“样板”。就在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进驻康平路,宣告“夺权”,更使张春桥如坐针毡,加快了夺权的步伐,张春桥的脑子,如同一个“歪点子”仓库。他灵机一动,与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歪点子”:甩掉那“联络总站”的名字,别出心裁,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称一“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这名称,在张春桥、姚文元看来,有两条“最高指示”作为依据:第一,毛泽东在1958年说过“人民公社好”。虽然那时他是指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据。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称为“北京公社”,上海当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打电话给陈“老夫子”。这位“理沦权威”也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有新意。

    于是,如同“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1月24日下午,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上海警备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党校继续开会讨论夺权问题,并以‘只争朝夕’的革命造反精神,连夜修改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第二天见报,并于当晚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汇报,全市革命造反派迫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大街小巷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哦,大街小巷已经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的气氛,就连“夺权宣言和通令”都“准备第二天见报”。这“第二天”便是1月25日。

    可是,1月25日并没有成为“最盛大的节日”一张、姚、王在上海的“登基”之日。那是因为1月24日午夜,“红革会”得知消息之后,先下手了——夺走了那大大小小23颗大印!“红革会”的夺权(认真点讲,只是“夺印”),打乱了张春桥的夺权计划。好不容易,张春桥派徐景贤逼着“红革会”交出大印,却招来“红革会”的更为强烈的反抗,使那“盛大的节日”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后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