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四章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

 

“狄克”正在做着美梦。上海这个“桃子”,已经唾手可得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把张春桥打得七荤八素,北斗朝南,差一点跌入黄浦江……1967年1月24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奇兵。车上的人物,几乎都穿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臂上佩戴红色袖章,上面印着毛泽东手迹“红卫兵”三个大字,还印着一行小字:“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戴这个样式的袖章的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已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红革会”。

    在上海的红卫兵之中,全市性的组织有四个:“红上司”、“红三司”、“炮司”和“红革会”。其中,“红革会”的名声最大,力量最强。它的核心,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那天夜里,兴国招待所的电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消息,不断传入张春桥耳中:’“红革会袭击中共中央华东局!”“红革会袭击中共上海市委!”“红革会袭击上海市人民政府!”像一阵狂飚,“红革会”的年轻人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23颗大印!23颗大印在手。这些从未见识过大印的年轻人们,以为上海“夺权”宣告成功。于是1月25日,上海大街小巷,贴满“红革会”的《夺权通告》。

    按张春桥的指示,徐景贤紧急约见“红革会”头头,从徐景贤嘴里,讲出了张春桥的话。那声音,是傲慢的!那口气,是教训人的:“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行吗?春桥同志已经关照《文汇报》、《解放日报》,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他还关照全市各造反派组织,不要支持‘红革会’的夺权。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交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在那“革命”的年代,最厉害的要算是“革命行动”。“红革会”的头头们清楚地知道,徐景贤所说的“革命行动”意味着什么!徐景贤的话,深深地激怒了“红革会”的年轻人。

    1月26日,“红革会”举行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先干掉“徐老三”,再干掉“张老大”、“姚老二”1月27日夜,上海街头又响起“红革会”的摩托车声。红卫兵们驶过上海淮海中路,鱼贯而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徐景贤约好“红革会”的头头,去那里再一次举行谈判。梳着光亮的小分头,徐景贤笑迎“红卫兵小将”,以为这一回他们会拱手交出23颗大印。万万想不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将”,不由分说,连拖带拉,把徐景贤塞进了一辆吉普车。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出现在子夜时分的上海街头:吉普车前有摩托车开路,后有摩托车压阵,左右有摩托车护送。“什么?徐景贤被抓到复旦大学去了?”从电话耳机中传出张春桥惊慌失措的声音。“红革会”这一拳头,打到了张春桥的痛处:徐景贤知道张、姚的底细,万一在红卫兵的皮鞭、棍棒之下说了出来,那就不好收拾了。

    “徐海涛吗?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把徐景贤给我抢回来!”张春桥一边打电话,一边狠狠地拍了一下台子,徐海涛在电话耳机里都听到了。徐海涛,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只因效忠于张春桥,成了心腹。后来,此人竞依仗张春桥之势,成为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冷僻的上海东北郊,在1月28日凌晨又响起一阵嘭嘭声。绿色的车流涌入复旦大学的校门。这一回的车队井然有序,18辆带船形坐舱的草绿色的摩托车上,都坐着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越野指挥车。指挥车后面,跟着两辆军用大卡车,站满解放军战士。好家伙,张春桥的一个电话,调来了四个摩托排,一个步兵连!

    像铁桶一样,绿色的车流迅速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手无寸铁的红卫兵,无法抵御全副武装的军队,只得听凭他们闯入大楼。“奉上级命令,执行任务。”徐海涛板着脸孔,用冰冷的语言对“红革会”的头头们说道。“你的上级是谁?”红卫兵们并无惧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徐海涛扛出了当时中国最硬的牌子。“哦,张春桥派来的!”红卫兵们马上明白了,又问,“执行什么任务?”“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斩钉截铁般说道。“徐景贤?徐景贤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们摇着头。“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重复这句话:“你有什么证据?”“你凭什么闯进我们‘红革会’总部?”“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上海的解放军,镇压红卫兵!”

    人们常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一回倒过来,兵遇着秀才,竟然说不清了。特别是红卫兵们说要向毛主席报告,不能不使徐海涛心虚了。赶紧拨通兴国招待所的电话,汇报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一个字:“撤!”当绿色的车流远去之后,拥有六万之众的“红革会”深深地愤怒了,怒火朝张春桥喷去。“红革会”在上海街头,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标语:。“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警惕反革命两面派!”“张三反对毛主席就打倒张三!”这里的“张三”指谁,上海人没有一个不明白的。不点名的标语,很快被指名道姓的“炮打”标语所代替:“张春桥算老几?”“张春桥≠中央文革!”“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张春桥的老虎屁股!”“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一条条大标语,如同一发发炮弹,落入那幽静的兴国招待所。张春桥如坐针毡。他,从“狄克”,到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到为“女客人”抓“样板戏”,到批判《海瑞罢官》,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每一步高攀,都费尽心机。如今,眼看着上海党政大权就要到手,难道功亏一篑,失于“炮打”?“红革会”决心跟张春桥大干一场,准备召开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大会”,组织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急急如律令。28日下午,“红革会”的头头们云集上海市中心的俄式建筑物一一一一———.那座与北京西直门外的“中苏友好大厦”用同一张图纸建成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这儿,与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近在咫尺。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北大厅,“红革会”的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还在那里讨论着掀起全市炮打张春桥高潮的计划。7时,一辆轿车驶入中苏友好大厦大门,径直朝北大厅驶去。从车上下来四个穿军大衣的人。惊人的消息,飞快地传入会场。“红革会”的头头们差一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张春桥、姚文元各带一名秘书来了!

    “狄克”,到底是“狄克”!坐在兴国招待所,他已接到确切情报:“红革会”头头们,正在秘密策划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他思索着对策。再动用军队吧,弄得不好,事态会进一步扩大。任其秘密策划吧,一旦大游行爆发,那么他就将葬身于上海群众愤怒的海洋。仿佛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仿佛兴国招待所建造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之上。张春桥心中打着小九九,来了个铤而走险,干脆,“走到群众中去”,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红革会”!当张春桥拉着姚文元一起去的时候,姚文元直摇头。姚文元以为这样的“高姿态’太危险,等于走进炸药桶!张春桥呢,笑了,说姚文元太缺乏“群众斗争经验”。姚文元无奈,只能跟着富有“群众斗争经验”的张春桥,坐上了轿车。

    张春桥走在前,姚文元跟在后,步入北大厅。张春桥的脸,此时此刻一直保持三分笑。他尽量使每一步都稳稳地迈向前。他径直走向会场的中心,坐在一把最显眼的椅子上。姚文元随着他,坐在他的旁边。红卫兵们一下子被镇住了,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张春桥为自己的“高姿态”能够赢得这样的效果,脸上从三分笑增加到五分笑。他侧过脸白了姚文元一眼,仿佛在说:瞧你,多么缺乏“群众斗争经验”!当张春桥刚刚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红革会”的头头们已从刚才突如其来的惊讶状态中复原,有人高声地打断了张春桥的话,争得了会议的主动权:“打三矿《毛主席语录》,十三页,第二段,最高指示——”顿时,大厅里响起一片背诵声,因为这段“最高指示”,红卫兵们差不多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一听念这段“最高指示。,张春桥马上意识到这下子要麻烦了。那时候,无论是谁,在发言之前,总要念几段毛主席语录,诚如乐曲的前奏。一听念什么样的“最高指示”,就可以大致猜出下面的发言是什么样的倾向。果真,语录念毕,就有人直呼“张春桥”,而不是用那种又亲昵又尊敬的“春桥同志”,大声质问:“张春桥,今天凌晨,派解放军到复旦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的,是谁?”张春桥的脸,由红转黄,由黄转灰,由灰转白。红卫兵们像排炮似的,向他发出一个又一个炮弹:“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你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上海上演《海瑞上疏》,你没有责任?”“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

    张春桥冷冷地从嘴巴里挤出一句话:“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陈丕显、曹荻秋所利用……”这下子,像火上加油,锣里加钹,红卫兵们更加气愤了。于是,有人不客气地揭他们的老底了:“张春桥,你的臭老婆是什么货色?”“姚文元,姚蓬子是什么货色?”没想到,张春桥的“高姿态”,却为红卫兵们斗他提供了绝好机会一一他竞与姚文元一起,坐着轿车,送上门来供红卫兵批斗。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说,是他们自己“撞到枪口上去了”!从晚上7点,一直斗到凌晨1点,整整六个小时!红卫兵们抽走了他们的椅子,叫张春桥和姚文元站在那里,叫他们低头认罪。这两个大“左派”,第一次尝到了挨批斗的滋味。虽然正值天寒地冻之际,张春桥一身冷汗,衣衫湿透。他们的秘书被红卫兵看管起来,无法出去打电话,所以张、姚只得听凭红卫兵批斗,无人救驾。

    直到凌晨1点,红卫兵们要把张、姚押往复旦大学。张春桥、姚文元上了轿车,一溜烟,逃了!这一天-1967年1月2B日,永远留在上海人民的记忆之中。“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成为上海尽人皆知的笑谈。1月29日晚,复旦大学大礼堂人声鼎沸,“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在那里隆重举行。大会结束之后,以“红革会”为主的几千名红卫兵涌向上海街头,连夜张贴海报。海报上印着这样的醒目句子:“1月30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张春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使出了浑身解数。29日凌晨,他冷汗淋漓地逃回兴国招待所,疾步奔向电话机,挂通了长途电话,向江青呼救。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张春桥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张春桥通知王洪文,“工总司”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粉碎“红革会”的“阴谋”。就在29日晚,“红革会”忙着在复旦大学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时候,在衡山宾馆,张春桥与王洪文秘密会见,策划着第二天的行动。

    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特急电报交到了张春桥手中。张春桥的目光飞速掠过电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色由白转灰转黄转红。他拿起“BH”铅笔,刷刷地在电报的天头上写下一行批示:“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当秘书拿着电文坐上轿车前往印刷厂的时候,张春桥在向王洪文口授“指示”:“立即转告全市人民: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