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四章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15)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姚

    春节刚刚过去,毛泽东电召张春桥、姚文元速去北京。农历正月初四——一2月12日,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北京,立即奔赴中南海。张春桥的衣袋里,放着关于“一月革命”和“上海人民公社”的汇报提纲。他和姚;-元的脸上,都荡漾着春风一他们在上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毛泽东一定会跷起大拇指。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他们向毛泽东问候新春好的时候,毛泽东眉间的竖纹没有展开,这意味着不是个好兆头。

    张春桥和姚文元刚刚坐定,张春桥还没来得及掏出汇报提纲,毛泽东就发话了:“上海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跟我打一声招呼?”以下是当时秘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原话,句句都是“最高指示”: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已经这么叫了。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这样下去,就发生了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这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经毛泽东连珠炮似的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张春桥在解决“安亭事件”的时候,来了个先斩后奏,擅自做主在工人造反提出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后来,他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这一回又来了个“先斩后奏。”不料,毛泽东给张春桥、姚文元两颗发热的脑袋泼了一盆冷水。毛泽东神情严肃,继续说道: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总不能代替党吧?还有,什么人叫社员?农村里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那么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毛泽东的一连串问话,问得张春桥和姚文元哑口无言。思想深邃的毛泽东,纵论古今中外,从理论上谈透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完后,姚文元赶紧问:“主席,我们上海怎么办?”毛泽东思索了一下,扳着手指头道:我看,有三种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不过,这么一来,全国只有你们一家叫“公社”,那不是很孤立吗?而且,又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登,全国都要叫“公社”,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刚才提到的问题,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是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这时,张春桥才明白了《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连声对毛泽东说:“改,改,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意见改!”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和姚文元面面相觑。回到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的一身冷汗刚干,徐景贤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又使他出了一身冷汗:由于《人民日报》迟迟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被上海的群众看成中央不承认“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民心浮动,“炮轰张春桥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将有上万人参加这一大会。火烧眉毛。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敢在北京久留,在2月18日匆匆飞回上海。

    《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和姚文元当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办,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现象:2月 24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消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俩原先想抢旗帜,使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夺权样板”。这时,却落了个第四名;继贵州和黑龙江之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也已在《人民日报》上亮相了!

    虽说如此,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后吹嘘“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由于《人民日报》总算承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个“炮轰张春桥大会”被张春桥借用“最高指示”镇住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化险为夷,总算没有在这场政治风浪中翻船。张春桥神气起来了。在全市大会上,张春桥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讥诮那些反对派们: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他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上面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用了这样的话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不再是“勤务员”,而是“领导成员”。那“其他领导同志”,显而易见包括王洪文在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总算站稳了脚跟,王洪文也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王洪文刚刚喘了一口气,就把拳头向劲敌耿金章打来了……

王洪文吞并“二兵团”

    解散“二兵团”以及“一兵团”、“三兵团”,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兵团”,人多势众,不仅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存在,而且已成为一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强大力量。欲除这些“兵团”,张春桥用的是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是这样说的:“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从整个斗争,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大会刚刚结束,张春桥就留住了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金章同志,你能不能跟洪文同志好好谈一谈,把‘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系统实现大联合。”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来了个缓兵之计。“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又问,“在哪里谈?”“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好吧,就在那里谈——明天上午8点。”耿金章答应了。

    翌日清早,一串轿车、越野车朝杨树浦进发,“耿司令”出动了。车队拐入长阳路,驶近1382号—叫匕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耿金章一眼就看见,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侯。耿金章心想,看来王洪文对于今天的谈判,还是当一回事的。黄金海笑脸相迎,把手一招,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当最后一辆车子进厂之后,黄金海把手一挥,厂门便紧紧关上。耿金章以为,这也许是为了“保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耿金章下了车,黄金海走了过来。这时,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那本来堆笑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冒出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你这一次走不了了!”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为时已晚,他成了瓮中之鳖。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一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很起劲,奔了过来。可是,一看,抓来的是“耿司令”,他们不敢收押。因为他们深知“耿司令”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他们这里冲来,他们可吃不消。“胆小鬼!”黄金海骂道。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卡车驶入上海警备区司令部。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诮冒备区把他关起来。”廖政国摇头,说:一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挂电话向“幕后指挥”王洪文请示,黄金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还是送回杨浦区公安分局!由‘市革会’出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敢不收的。”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土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100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1 967年5月2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据笔者1986年10月30日采访耿金章,他说当时他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