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八章 毛泽东注意起张、姚(6)

 

出任《解放日报》编委

    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决定停刊了。姚文元在《解放》半月刊结束工作之后,于1962年春,调往解放日报社工作。姚文元是张春桥建议、柯庆施点名,调往解放日报社的。“要不要让他当副总编?”柯庆施征询张春桥的意见。“我看,让姚文元当个编委为好,让他超脱一些。”张春桥富有“战略眼光”,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不要让他看稿子、管版面,不要让他陷进具体事务。应当发挥他的特长,多写些文章。作为我们的喉舌。”“你说得对。”柯庆施很少当面表扬别人,这一回夸奖了张春桥。“以后开市党代表大会,可以安排他当个市委委员。”张春桥又补充了一句。“行,就这么定。”柯庆施说道。

放日报》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接到了来自上面的通知:姚文元担任《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文艺部具体工作可由副主任李家健负责。从此,姚文元成为文坛上的一位“巡察使”。他被视为有“来头”的“文艺批评家”,他的文章被视为有“来头”的文章——虽然他的文章未必都是体现“上头”来的意旨,他也乐于狐假虎威,仗势欺人。他,再不是当年他自己在《论“知音”》中所宣称的:“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他,已成为高踞于作家头上以鸣鞭为职业的总管!

“姚文元=棍子”,不仅许许多多作家如是说,而且千千万万的读者也如是看。半是讽刺,半是愤懑,人们称姚文元为“摇棍子”!在报纸上出头露面的是姚文元,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幕后指挥是张春桥。偶然,有一回姚文元泄露了天机。姚文元到《解放日报》上任之后,在“朝花”副刊版上开辟“文坛漫步”专栏。积极的投稿者之一。便是徐景贤。徐景贤接连在“文坛漫步”专栏里发表了《冷酷的观众》和《摇头派》两文。石铮则写了《何惧于摇头》,对徐景贤的文章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姚文元见到石铮,用近乎恫吓的口气说道:“‘文坛漫步’有个作者座谈会,景贤也参加的。春桥同志经常给我们指示,对我们很有帮助。景贤写的短文,春桥同志是看过的。”姚文元的话,明明白白地把后台老板说了出来:张春桥不仅给他们“指示”,而且还审看文章!

“出气简报”大骂姚文元

1962年,春回大地,和风吹拂。中国的政治气候转暖,变为宽松。“大跃进”的锣鼓紧敲了四年之后,总算歇一歇了。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者达七千多人,于是便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以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会上,毛泽东就前几年工作中“左”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3月,周恩来、陈毅专程前往南方,出席了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广州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快人快语,明确提出了“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亦即“脱帽加冕”。4月,经党中央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著名的《文艺八条》)下达了,明确指出要纠正“对一些文学艺术创作所进行的简单粗暴的批评”。“翻译”成通俗、明白的语言,那“简单粗暴的批评”,亦即“棍子”。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一次次会议,一份份文件,不断地加温。上海,开起“出气会”来了。“出气会”规定了“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为了体现“三不”精神,规定会议不作记录,让大家“敞开出气”。如此“敞开出气”,放出来的是重要的“气”——平常听不见的声音。“上头”很想知道下面出了什么“气”。

为了便于向“上头”汇报“出气”的情况,会场上出现许多“联络员”,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两个“联络员”。“联络员”们只带耳朵,不得在会场上作记录。令人惊奇的是,“联络员”们虽然不大喝茶,却仿佛患了“多尿症”,不时在会场和厕所之间穿梭。原来,“联络员”们在会场上听,躲到厕所里记。因为“联络员”们正以“阶级斗争”的目光审视会场,把那些“气话”当作“反党言论”。他们的脑子的记忆力毕竟有限,于是,不得不常常躲进厕所,飞快地在小本本上记下那些“反党言论”。

凭借着“厕所笔记”,“联络员”们写出了一份份“出气简报”,飞到柯庆施手中,飞到张春桥手中,飞到姚文元手中。来自文艺界的“出气简报”,不约而同地朝姚棍子“出气”——人们对他充满怒气!看着“出气简报”,姚文元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要披挂出击。张春桥的话,一下子使姚文元“清醒”了:“你忘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不到火候不揭锅I”姚文元耐着性子、硬着头皮,读着那一份份“出气简报”。有人在“出气”时质问姚文元:姚文元连篇累牍发表“美学笔记”,其实姚文元对美学一窍不通。姚文元胡说什么“白色是象征恐怖的,红色代表革命”,试问,毛主席的诗《沁园春·雪》如何解释?难道那写的是一片“恐怖”世界?姚文元气得七窍生烟了!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自5月9日至16日召开。光是在“出气会”上出气,还不过瘾,这次文代会,成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大规模的“出气会”。

巴金怒斥“姚棍子”

写过“爱情三部曲”一《雾》、《雨》、《电》,写过“激流三部曲”一《家〉《春》、《秋》,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声望。巴金素来埋头于创作,是一个擅长于文笔却不善于言谈的作家,几乎没有见到过他厉色疾言。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坛上,巴金破例作了充满火药味的长篇讲话,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入他的发言稿,经删改后,载于《上海文学》5月号。24年之后,当《巴金六十年文选() 1927-1986》》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巴金根据原稿,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成为完璧。

巴金的讲话的主题,便是拿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按照巴金发言原稿,摘录如下,从中可以窥见一位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对于“棍子”们的愠怒: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很大,写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剐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本来嘛,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痛快!淋漓!痛快淋漓!巴金的不讳直言,赢得响雷一般的掌声。骨鲠在喉,对于“姚棍子”,作家们往日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在私下里数落他,如今巴金在广众大庭,痛斥“姚棍子”,个个欢跃,吐出了胸中积愤。姚文元听着巴金的发言,肺都快要气炸了。此后,在姚文元棍下,巴金的发言稿成了“大毒草”,此后,在“文革”中,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1980年6月15日,年已古稀的巴金,用笔写下痛楚的回忆:“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