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八章 毛泽东注意起张、姚(7)

 

张春桥是一位化名的“反右英雄”

在上海的文坛上,姚文元是很“露”的棍子,而张春桥则是幕后操棍。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差不多都署本名,而张春桥的“批判”文章大都化名。1957年,风啸浪涌,中国不平常的早春、不平常的夏季来临了。柯庆施很早就从毛泽东的话语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信息。正因为这样,早在1956年12 -月18日,当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步上上海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主席台,便面对着台下的上海各界民主人士,严肃地告诫道:波兰事件是波兰人民内部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开始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问题……从最近国际事件中应得出以下教训: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这样才能树立正气,缩小邪气的市场……

很自然,有了来自柯庆施那里灵通的政治信息,张春桥在1957年早春的“大鸣大放”之际,早巳知道那是“阴谋”。正因为这样,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张春桥已于1955年秋离开《解放日报》,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总是照登不误,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改动。

相比起来,当时40岁的张春桥,比26岁的姚文元要老练多了:姚文元还不过是个小人物,巴不得出名,巴不得成为“反右英雄”,所以他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的反右派文章,一律署真名。张春桥呢?像当年的狄克一般,深知这类指名道姓批张三骂李四的文章会给日后招来麻烦,他又来了个“最最会化名”,差不多写一篇文章化一个笔名!笔者逐版查阅着1957年夏天的《解放日报》。由于熟知当年内情的《解放日报》编辑提供了张春桥的“笔名录”,所以我很顺利就复印了一大批张春桥的化名文章。不过,查多了,竟然发觉,即使没有“笔名录”的指引,也能很容易、很准确地判定哪些文章出自张春桥之手;因为张春桥写文章有个习惯,篇末总要写上“X月X日”。他解放前发表的文章,篇末大都注明写作日期。《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不标写作日期的——即使别的作者在篇末也写上日期,发表时总被删去,以节省一行铅字。可是,由于张春桥当时已成了《解放日报》的“太上皇”一般,编辑们不敢易一字,所以篇末写作日期也就照登。这小小的“尾巴”,竞成了张春桥文章的特殊标志。照这个办法查阅,我的判别准确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这时候的狄克,已经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他在“6月26日”写的文章,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6月28日就在第2版头条地位登出来了,题目是《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化名叫‘吴松“。他一口气“批驳”了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辩驳有罪”论、“拆桥头堡”论、“火烧基层”论、“大病重药”论、“我们负责”论,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陈仁炳“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7月17日”写的文章,也只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7月19日三版头条登出。这一回,他化名“常轨”,气势汹汹地来了个《质问彭文应》,他把彭文应提出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上纲上线,说成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发出一连串的“质问”,6月25日的《解放日报》上,张春桥又化名“徐汇”,发表《“今天天气……”》。他声称:“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在1957年夏天,这位“左”派化名‘子渔“、“何泽”、“蒲西”、“龙山”、“齐索”、“安得”、“子执”、“何闻”、“路宾”等等,今日批这个,明天驳那个,成为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张春桥的“化身术”,读者不知,柯庆施知。每发表一篇文章,张春桥总要请柯庆施“指正”。或者根据柯庆施的意思,写出批判文章。经过这番反右派大风大浪,张春桥益发得到柯庆施的垂青。

柯庆施差一点取代周恩来

1958年对于张春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其实,1958年对于柯庆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年5月25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在这一年,张春桥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柯庆施和张春桥能够在1958年“大跃进”,话还是要从1957年暮秋说起。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一次又一次跟张春桥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自从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彰。这一回,柯庆施当然又想露一手。柯庆施特别注意到,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比上海早半个月召开。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工作报告,受到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极大的重视。

毛泽东在1957年12月17日给机要秘书叶子龙写了一信:叶子龙同志: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毛泽东12月17日上午二时。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毛泽东信中提到的七人之中,除周恩来之外,其余六人除刘顺元之外皆为华东各省市的第一把手:舒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刘顺元——中共江苏书记处书记。柯庆施-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叶飞——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后来,《人民日报》在1957年12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为题,发表了江华的报告。《人民日报》还为江华的报告发表了“编者按”,这按语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评价:“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江华的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柯庆施要与江华争高低。

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细细倾听着柯庆施的来自“最高”的消息:主席对1956年6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虽然当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的。看来,主席所侧重的是“反对保守主义”。摸准最高领袖的思想,对于柯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张春桥终于根据柯的信息,为柯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柯庆施的报告,飞快地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那时候,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毛泽东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柯庆施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毛泽东在这段话末,加了一句:“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同意,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站立了几小时,念完长篇报告。由于毛泽东赞赏柯庆施的这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马上引起《人民日报》的注意。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题目只用了四个字:《乘风破浪》!不言而喻,《人民日报》社论从柯庆施的报告那里获得了“灵感”。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史称“南宁会议”。那时,毛泽东正着手发动“大跃进”,所以他在会上猛烈地抨击“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使全国人民泄了气。毛泽东还说,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毛泽东所批评的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不言而喻,是指周恩来和陈云。195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表扬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以为“乘风破浪”提得好。紧接着,在1月1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了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力平著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这么写及:“(1958年1月) 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极为欣赏。毛泽东如此当面称赞柯庆施,而且当众质问周恩来,内中的“潜台词”是准备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力平在《开国总理周恩来》中这么写道:当时情况,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周恩来的襟怀是从不计较个人的上下得失。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可以不再当总理。但如果他直截地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因此,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真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迎合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心理,说出了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毛泽东的欢心。就吹捧毛泽东而言,柯庆施其实与那吹嘘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可谓“哼哈二将”,甚至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