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八章 毛泽东注意起张、姚(8)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当时的毛泽东,所赞赏的只是柯庆施,他并不知道有那么个叫张春桥的人参与这篇报告的起草。自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作为政治秘书,张春桥有机会随柯庆施出席中共高层会议。每一回从毛泽东主席那里回来,柯庆施总带来“最新最高指示”。张春桥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这时候,张春桥的公开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人们暗地里对他的称呼是“不管部部长”!子曰:四十而不惑。41岁的张春桥,比19岁的狄克要老练多了。他把晚上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研究小本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言论上——虽然这些话是经柯庆施“中转”才传到他的耳中,毕竟是反映了领袖的最新思想。

从反反复复的揣摩之中,蓦地,张春桥发觉:毛泽东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了当年的供给制,而对于八级工资制造成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常有非议。张春桥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数易其稿,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题曰:《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此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6期上发表。那时《解放》创刊不久。柯庆施嘱,每期《解放》杂志,都寄送毛泽东。因此,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9月15日刊于《解放》第6期上,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一看文章的标题,毛泽东就发生了兴趣。他一口气读完,觉得此文甚合自己的心意,但有些提法又过于偏颇。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一“张春桥”。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全文如下:冷西同志: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即编者按一引者注)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问,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毛泽东10月11日上午十时。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这一天,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当柯庆施告诉他,按语是毛泽东写的,张春桥受宠若惊了。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他,那一天晚上在家里多喝了几盅,兴奋得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踱着。他把毛泽东的按语,一字不漏地全背了下来。他在反复回味着,“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领袖的一连串赞语,怎不使张春桥兴奋不已?他意识到,从此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张春桥”三个字!

张春桥的这篇“成名作”是一篇奇文,集中地体现了他“凡事‘左’三分”的座右铭。本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马克思所确立的分配原则。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如此。张春桥偏要高呼“大锅饭万岁”。其实,1 958年夏天,正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之时。张春桥的文章,正是这股“左”的思潮的产物。

时隔17年,张春桥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旧事重提:“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张春桥答道:“见过面。”毛泽东说:“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张春桥答:“是吴冷西。”毛泽东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毛泽东嘱张春桥与陈伯达同行

就在张春桥的“成名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六天-1958年10月19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和张春桥坐专机飞往河南郑州,前往卫星公社调查。毛泽东嘱令调专机给陈伯达和张春桥,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他们此行的重视。当时,陈伯达早已是中共“大秀才”,而毛泽东把张春桥的名字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表明毛泽东在提携这位“新秀才”。于是,奉毛泽东之命,陈伯达头一回与张春桥同行,前往河南?蚜山。一个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个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行究竟如何呢?

此行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异常兴奋的。因为是平生头一回奉毛泽东之命执行任务,何况与“大理论家”陈伯达同行;陈伯达的回忆却是平淡的,他对于这个来自上海的“秀才”并没有太留意。陈伯达回忆河南?岈山之行中所说:“没有几天,毛主席来电话指示,不要住太久。我们一些人在短短几天就离开了。”毛泽东给他们打电话,是从郑州打来的。1958年1 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后来被人们称为“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选择郑州作为开会的地方,是因为河南乃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源地,此次会议开始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所产生的一些“左”的错误。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回来,为的是出席会议。

陈伯达从喳岈山一回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这次批评相当厉害。会议结束时所发的纪要中,有一段话是不指名批评陈伯达的:…—同时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是违反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的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现在不仅不能消灭,而且应该大力发展。人民公社应该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如此严厉批评,相当狼狈。关于他为什么会受批判,他在晚年作了如下回忆:从?岈山到遂平县里那天晚上,一个会计(似乎很年轻)说了这样一件事:“我们这里出‘沙子’,用‘沙子’去武汉交换机器,这是‘产品交换’。”到郑州后,我和同去的张春桥见毛主席,当还没有正式汇报之前,作为闲聊,我说了那会计把沙子换机器叫做“产品交换”一事。毛主席一听,就马上插上我的话,说:“你主张‘产品交换’,不要‘商品交换’了!”其实,这是毛主席一时误会了。当时还没有开始正式汇报,我在那瞬间只是闲说那个“会计”的说法,并没有表示我主张什么。不知怎样的,毛主席当时对我说的话,竟然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会议的人都传遍了,我觉得大家都怕和我接近。我的确处于很狼狈的状态。有两位地方同志或许知道我当时说话的经过,到我的住处看一下我,那时真使我感激不尽。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批评一事,“一传十,十传百”,那是张春桥“发布”的“新闻”:坐在一侧的张春桥,把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当面批评句句牢记,作为“新动向”向柯庆施汇报。消息很快从柯庆施那里传出,这倒诚如陈伯达所言,“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会议的人都传遍了”。在郑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再次命陈伯达与张春桥同行,“会后出征”,前往山东范县。这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对于上海“新秀才”张春桥的看重。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58年1 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上,刊载的《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那是河南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 28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作了关于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报告。

《宣教动态》第134期刊登了这一报告的摘要。内中这么写及:农业生产万斤化……;今年的水利要实现河网化。1959年全部土地田园化,灌溉自流化、标准化,1960年达到灌溉电气化、自流化。到那时: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絮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这一报告还说:丰衣足食。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看罢,颇为兴奋,于1958年11月6日写下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张春桥两度受到毛泽东亲自“点将”,而且与陈伯达同行,这消息飞快地从郑州传到上海,张春桥的声望猛然看涨了。须知,陈伯达当年有着“理论家”的美誉,号称“中共第一支笔”,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而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居然把张春桥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怎不意味着张春桥颇受领袖偏爱?

于是,张春桥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他是个摇羽毛扇的角色,他擅长于在幕后出点僭别是在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之后。由他操纵的“金棍子”,在台前飞舞,征东讨西,打南扫北。此“金棍子”,便是姚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