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九章 江、张联手抓“样板戏”(1)

 

江青成了上海的“女客人”

1962年12月31日,辞旧迎新之际,毛泽东给江青写下一段批语:江青:这里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周信芳、盖叫天两文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毛泽东所说的“三篇文章”,是指1962年12月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2期刊载的张光年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萧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和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纪念《国际歌》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的。毛泽东所说的“周信芳、盖叫天两文”,是指《文艺报》第12期刊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的《必须推陈出新》和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吾日三省吾身”》两篇文章。

毛泽东把文艺界的有关文章批给江青阅看,显然是因为江青正在关注着中国文艺界的动向。那时,江青神出鬼没,忽地一回回南来,“隐居”在上海。她来上海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泄”。为了行踪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称。“女客人”来来去去,行踪唯有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和上海锦江饭店保卫处知道。她从不坐飞机,怕从半空中摔下来。她来去总是坐京沪特快列车,而且总是包一节软卧,供她和几个随从乘坐。一节软卧车厢,寥寥数人而“卧”,她宁可让别的铺空着。她喜欢耍这么大的“派头”。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尺的锦江饭店。

也许为了显示她是“和主席一样的”,江青常常独自带着随从人员漫游全国各地,极少和主席同行;即使同到一地,也很少同住一处。1959年主席上庐山开会,她到北戴河避暑; 1962年,主席在北戴河开会,她却两次上庐山。江青既会养尊处优,又是贪图享受狂,全国的著名风景名胜区江青都跑遍了。一到冬天,北京气候冷了,她就和林彪一样到广州度过温暖的冬天,多年如此。但相比之下,物质条件最好、能让她尽情享受的还是上海。所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她就常住上海,要“以上海为家”。为了住得舒服,江青看中了锦江俱乐部,将二楼西边重新改建装修。锦江俱乐部原是外国人留下的,解放后收为人民所有。江青住进之后,便成了她的个人领地,从此很少有人问津了。

江青常在全国各地跑,成为“享受狂”,内中的原因还在于她在中南海的生活实在太“清苦”了。

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庆施。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1958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在1965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1963年1月4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200号—上海文艺会堂,人头攒动。上海元旦联欢会,正在那里举行。元旦联欢会年年举行,而这一次上海文艺界头面人物差不多都到齐了,却是空前的。因为事先接到通知,说是“会议重要,务必出席”。原来,“会议重要”,全然因为柯庆施要发表讲话。这一回,柯庆施确实说了一番至为重要的话,以至上海文艺界为此“学习”了多日。

柯庆施说:“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柯庆施加以发挥道:“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这一回,柯庆施所发表的,并非应景讲话。他利用这一次对上海文艺界讲话的机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具有独创性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本来,这样一段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他继续加以发挥,那就走向了“左”的极端:“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一大写十三年!”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本来是无比宽广的。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一下子把历史题材以至革命历史题材,全都一)9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写,连“活”的“洋人”也不能写!1963年1月6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柯庆施讲话。这是一个充满“左”的色彩的口号。

1月6日,《文汇报》报道了柯庆施的讲话,顿时在全国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的片面性口号,立即遭到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的坚决反对。张春桥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条,我一条,拼拼凑凑,写了个《大写十三年十大好处入姚文元是个从“左”如流的“理论家”。虽然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说过跟“写十三年”背道而驰的话:“今天写作的题材是应当广阔的——限定在工农兵之内是不够的。从古至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从五四到解放,从神仙到精灵,从官僚到资本家……各种人、各种题材,只要有社会意义和美学内容,都可以。”(《教条和原则一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我们主张创作的题材不受任何限制。”(《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是异常广阔的,决不能机械地说只有描写生产的戏才能教育工人,描写战争的戏才能教育战士,凡是用进步的观点在某种程度和某个角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艺术,都能对人民起不同程度的教育作用。工人喜欢《董存瑞》,也喜欢《天仙配》,就因为那里面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然而,这些理论眼下已显得过时了。就像磁带消磁一般,姚文元抹去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赶紧顺应风向,为“写十三年”大声鼓噪——作为“文艺理论家”,姚文元向来并没有自己的“原则”,一切为了“紧跟”,“紧跟”便是一切。

不过,令人懊丧的是,尽管上海的报纸为“大写十三年”大喊大叫,而北京的报刊却保持沉默。这沉默并不意味着默认,恰恰相反,沉默意味着反对。大战前的沉默。张春桥手中握着《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却并不急于抛出。4月,乍暖还寒的北京。在新侨饭店的会议室里,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始了一场大战前的前哨战。中宣部在那里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两军对立,气氛显得那么紧张。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放炮了: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开火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也一梭子一梭子射击着,

他们齐轰“大写十三年”。他们尖锐地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张春桥“后发制人”。等到排炮过去,这才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为“大写十三年”辩解。他,一条又一条,不厌其详地列举“大写十三年”的“好处”。不多不少,正好十条!他终于在这关键时刻,甩出了他跟姚文元搜索枯肠凑成的《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

虽然张春桥振振有词,却处于“光荣的孤立”之中。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宣部不买他的账。要想让周扬、林默涵等俯首听命,谈何容易。当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向柯庆施汇报了在新侨饭店遭到的“围攻”。姚文元在侧,聚精会神地听着。“等着瞧!”柯庆施青筋怒胀,用手拍着桌子——这向来是他激怒时的习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