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第四章 年号:贞观

 弃霸道择王道

 

 

李世民即位之初,虽然海内早已平定,大唐王朝也已经走过九个春秋,但是李世民从高祖手中接过来的却仍然是一座百废待兴的江山。经历隋末唐初的多年战乱之后,人口数量急剧萎缩,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普通百姓虽已逃脱战争和死神的魔爪,却依旧生活在饥寒与贫困的阴影之中。大乱之后,如何求治?在隋王朝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大唐帝国,究竟能否汲取隋亡的历史教训,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这是摆在贞观君臣面前的一道历史难题。

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捩点上,以李世民为首的新一届李唐政府,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早在武德九年末,即李世民登基数月后,大唐君臣就围绕着未来的施政方式展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讨论。魏徵坚持的观点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统治方式,坚信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王道思想强调政治领袖必须正心诚意,克已修身,进而推行仁政,以道德礼义化育万民,治理天下;同时轻刑罚、薄徭赋,发展生产、选贤用人,最终让天下的百姓丰衣足食。

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场则是与王道对立的霸道。所谓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权术、暴力和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的方式。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认为,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道德和礼义感化人民,而后者则是以强权和武力镇压人民。但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让人心悦而诚服”。由此可见,类似春秋五霸那样的事功在儒家学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术当然也为绝大多数的后世儒者所不齿。

发生在武德末年的这场事关国家施政方式的高层辩论,只有魏徵一个人坚持王道,而以封德彝为首的朝廷重臣则普遍倾向于霸道。然而,最终结果却是魏徵胜出了。因为他得到了李世民鼎力支持。唐太宗李世民力排众议,最终选择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为李唐王朝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不久后,李世民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从此,李世民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处就是宽减刑罚。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当时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有人依旧未脱“乱民用重典”的旧习,强调“重法以禁之”,李世民当即一脸不悦地说:“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赋繁役重,二是官吏贪求,所以饥寒交迫,才顾不上礼义廉耻,以朕看来,对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如此一来,百姓衣食无忧,自然不会犯罪,又何须用重法!”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意见书长孙无异、弘文馆诸学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员,共同讨论修订律法,把五十多条绞刑条款全部废除,一律改为“断右脚脚趾”。修订之后,李世民还得觉得此刑过于残酷,有人随即提出,将“断右趾”改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诏批准。

作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础,政治领袖必须率先垂范,努力做到正心诚意、克己制欲。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义,正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在这方面,李世民并非一开始就能做到,而是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执政初期,李世民的统治方式跟历代君主一样,并不排斥“以权谋御下”的帝王术。有一件“反腐败”的案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当时的长安官场,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十分普遍。李世民对此深恶痛绝,决定惩治腐败,于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贿”,试图以此引诱官员上钩,然后杀一儆百。此计一施,马上有个官员掉进了陷阱。虽然“受贿”的数额很小,可李世民还是勃然大怒,准备杀了这个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力谏,说:“为吏受贿,罪诚当死;当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李世民闻言,顿时醒悟,随即收回了成命。

这件事情之后,李世民就断然抛弃了类似的做法。贞观元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请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问:“你说的佞臣是谁?”那个回答:“有一个办法,很容易就可以试出来。请陛下在与群臣交谈的时候佯装发怒,借此试探,如果是执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顺旨的,那就是佞臣。”李世民摆摆手说:“君是国之源,臣是国之流;若源泉浑浊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从君自行诡诈之术,如何责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惯惟权谲小术对待臣下,常暗自引以为耻。所以,贤卿之策虽善,但朕不能采纳。”此事足以证明,经过“王霸之辩”后,李世民确实下定了“以至诚治天下”的决心,所以才会将惯用的帝王术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

除了正心诚意外,在“克己制欲”方面,李世民的表现也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许就是纵欲;而最难修炼的品格,无疑就是寡欲。对于大多数皇帝而言,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纵并且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古代皇帝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欲望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贞观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来打算修筑一座宫殿,连所需的各种建材都已准备妥当,可思前想后,李世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在“去奢”的同时,李世民还有一个“省费”的大动作,就是大力精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从贞观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合并州县,二是裁汰冗官。首先是将武德年间增设的州县予以裁撤合并,其次是根据山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个道不是行政区,而是相当于监察区。此后,李世民多次派遣简点使、观察使、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在裁撤合并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李世民还责成房玄龄精简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经过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员从二千五百八十一名精简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节约了行政开支。

随着李世民对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实践得以展开,大唐帝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开始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可以说,武德九年那场“王霸之辩”确实对整个大唐帝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换言之,正是由于这场事关国家大政的重要辩论,让李世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施政路线,从而引领大唐帝国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并且最终开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黄金时代—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