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李渊:被遗弃的太上皇

 

武德九年八月以后,尽管唐高祖李渊头上依旧挂着一个“太上皇”的头衔,可这顶帽子不仅不能给他带来尊贵和荣耀,反而只会让他感到沉重和压抑。从李世民登基御极的那一天起,李渊感觉自己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李世民每颁布一条新政策,都无异于在他脸上狠狠掴了一巴掌。玄武门事变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推翻了李渊刚刚施行的宗教政策,让所有已经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回寺院道观;几天后,李世民又宣布“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紧接着,他又下令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意味着什么呢?

这显然是李世民在和武德旧政划清界限,同时向天下人表明—李渊执政时期存在很多问题和错误,必须及时予以揭露、批判和纠正。这难道不是在打李渊的耳光吗?而更让李渊始料未及的是,到了贞观三年春天,李世民的“掌掴行动”就突然升级—将裴寂放逐,给刘文静平反,并且毫不留情地公开抨击武德旧政。这一切已经不止是在抽耳光了,它们更像是一记记重拳狠狠地砸在李渊的以上。

李渊很清楚,当年自己不但没有按照李世民的意愿废黜李建成,改立他为太子,而且还对他极力打压,甚至差点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这一切一直让李世民耿耿于怀。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可李世民始终没有原谅他。此刻李世民之所以拿裴寂大做文章,还替刘文静平反,并且公然把武德政治涂抹得一团漆黑、贬低得一无是处,除了出于一定程度的报复心理之外,其主要目的就是给他施加压力,并且向他发出强烈的暗示—让他主动迁出太极宫。看来,自己是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这座象征着权力和尊严的太极宫中了。

贞观三年四月,也就是裴寂死后不久,太上皇李渊终于“主动”提出,愿意从太极宫迁往弘义宫。众所周知,弘义宫就是李世民当年的秦王府,无论建筑规格、占地面积还是庭苑规模都远不及太极宫,甚至远不及东宫。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后,李世民总算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可以冠冕堂皇、顺理成章地入主太极宫了。而那一刻,李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而位于宫城之外的那座弘义宫,则是一个丧失一切、寂寞潦倒的老人最后的收容所。搬进弘义宫后,李渊在这里又生活了六年,直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去世。与其说这六年间李渊是在一座有着山林胜景的宫殿里安度晚年,还不如说他是在一个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环境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凄凉岁月。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大安宫的各方面条件与太极宫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监察御史马周认为,大安宫地处宫城之外,过于偏僻,而且规格至为卑小,与太上皇的至尊身份不太相称,无论是在蕃夷人还是在四方百姓看来,都显得有点丢份。所以,马周提议修缮扩建,而且务必要高大显赫,如此才能符合天下人的愿望,同时体现皇帝对太上皇的孝心。很显然,马周的劝谏触及了当时人人避讳的一个敏感问题。李世民看过奏疏后,既没有责怪马周,也不采纳他的建议,只是一笑置之,丝毫没有扩建大安宫的意思。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除了居住环境不太理想之外,李渊在大安宫的生活还有一个莫大的遗憾,那就是—缺乏行动自由。从前的李渊是一个坐不住的皇帝。武德年间,李渊经常以巡幸、狩猎、避暑等名义,马不停蹄地四处游玩,尽情地享受着皇权赋予他的无上权力和自由。可是,自从成为太上皇,尤其是搬进大安宫以后,李渊就连一次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这样的生活与过去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在大安宫生活的六年里,除了偶尔出席几次重大的宫廷宴会之外,李渊几乎是足不出户。不是他不想出来,而是根本没有机会。因为李世民没有给他机会。

尽管那个忠直敢谏的马周几次请求李世民前往九成宫避暑时带上李渊,但李世民的态度照旧是既不怪罪也不采纳,仍然把李渊留在大安宫里。直到贞观八年的七月,李世民才“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这是否表明李世民终于想通了,准备采纳马周的建议,对高祖履行“温清之道”了呢?不真正的原因是---高祖李渊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他患的是“风疾”。也就是中风。所以,不论李世民如何盛情邀请,也不论李渊本人多么希望出去走走,他都已经走不动了。

贞观八年十月,李世民下诏,开始兴建大明宫,表面上说是要“以为上皇清署之所”,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太上皇李渊已经无福消受了。果不其然,大明宫刚刚拔地而起,李渊的病情就日渐沉重。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卧病大半年的李渊终于在大安宫的垂拱殿驾崩,终年七十岁。这个曾经至高无上的大唐帝国的开国之君,这个晚年遭遇巨变落入凄凉之境的孤独抑郁的老人,终于走完了他悲喜交加的一生,告别了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世界。同年十月,葬高祖于献陵。

真正让李世民痛彻心扉的,不是高祖之死,而是短短一年后另一个人的死亡。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因病去世。十一月葬于昭陵,李世世万分悲伤,他在宫城的御苑中建筑了一座了望台,经常在此眺望,以慰思念之情。有一天,李世民带着魏徽同登了望台,又让魏徽和他一起眺望昭陵。魏徽说:“臣眼花,看不见。”李世民觉得非常奇怪,又指给他看了一次。魏徽忽然说:“哦,臣以为陛下看的是高祖的献陵;如果是说昭陵,那臣早就看见了。”李世民一怔,随即明白过来,魏徽这是在趁机进谏啊!说白了,魏徽就是拐着弯在骂他—一门心思只想老婆,却把死去的老爹抛诸脑后,你于心何安?李世民十分尴尬,只好含泪命人拆毁了这座了望台。

这件事情,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夫妻情深,但与此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李世民与李渊之间的父子情薄。一直到李渊去世许多年后,当李世民自己面对儿子们的夺嫡之争,又一次在政治与亲情的冲突中陷入焦头烂额的窘境时,他才蓦然体会高祖在武德之间的苦衷,从而反思自己在高祖晚年的所作所为,并且发自内心地涌起对高祖的惭悚和愧悔之情。只是不知道这种迟来的忏悔,可否告慰高祖李渊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