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2

 贞观制度:开明政治的典范(1)

 

 

“三权分立”以获权力平衡

有唐一朝的政治制度虽大多源于隋朝,但真正有效的施行、改进和创新,无疑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中完成的。换言之,贞观时代可以说是唐朝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奠基时代和建制时代,而其中某些重要制度,发科举制,则更是被后来的历朝历代所继承和沿袭,从而深刻影响了此后一千二百多年的中国历史。

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其实就是宰相制度,要考察一个朝代的制度创设、执政得失和政治开明程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就是它的宰相制度。因为宰相是百官之长、群僚之首,是整个帝国官僚集团的领袖和代表。所以,考察相权本身的范围和运作方式,并且考察相权与君权之间的关系,就能深入了解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

纵观中国历代政治沿革,其宰相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演变:秦汉的三公制,隋唐的三省制,明清的内阁制。虽然制度在不断演变,但却基本上遵循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相权的衰落自然意味着君权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就是一部相权不断削弱而君权不断强化的历史;整个演变的趋势就是政治上不断趋向于皇权专制与个人独裁。至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后,不管是明代的内阁还是清代的军机处,其实不过是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明清的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相对于汉唐时期的宰相已不可同日而语,偶有张居正这样的强势首辅出现,也仅属特例,并非常态。

单从君臣礼仪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形象地看出这种君尊臣卑的制度是如何一步步被强化的:从秦汉到隋唐,皇帝与宰相一同议政的时候,宰相是可以坐下来的,并有赐茶的礼遇;到了宋代,宰相的座位就被撤掉了,只能站着跟皇帝说话;从元以后,迄于明清,宰辅们在皇帝面前连站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除非皇帝让你平身,否则就只能跪着奏事。但是反过来看,在宋代之前,尤其是汉、唐时期,相权所受到的制约无疑是最小的。唐朝的宰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一个重大区别:汉代采用的是“领袖制”,即由宰相一人独掌全国行政大权;唐代则是采用“委员制”,就是把宰相的权力分散到几个相互制约的部门,由许多人共同负责,唐代实行的是一种“集体相权”。

李世民知道,一个人即使贵为天子,即使英明盖世,他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难免会犯错误。而各种小错误日积月累,就可能酿成致命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就曾对前朝的隋文帝杨坚做出这样的批评:“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形苦神,未能尽合于理。”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李世民才能在隋朝和武德政制的基础上,创立一个更为完备,更具行政效能的新的宰相制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之所以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目的是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使“权重”向皇帝一方倾斜。这种观点乍一看有些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中国历史上,君权几乎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难能可贵的是,贞观时期的政事堂恰恰对君权的范围有明确的划定。按照唐初的宰相制度,皇帝发布的任何敕令都必须经由政事堂会议集体研究通过,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可送交尚书省执行。如果是皇帝直接发出诏命,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便被视为违法,各个下级机关可以不予承认。这就是贞观时期相权对君权的制约。

公平公正公开的科举制度

唐朝的科举制度在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工商从业者除外),任何人只要自认为有应举的能力,就可以向所在地的州县报考,既不需要像两汉那样经过地方官察举,也不需要像魏晋以来那样等待九品中正评定。但唐代考试过程却非常严格。考生必须先通过县考、州考,然后才报送朝廷,参加礼部的大考。考试及第者并不是马上就能当官,而是仅仅取得入仕的资格而已,必须再通过吏部举行的考试,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

吏部考试有四个条件:“身、言、书、判”。“身”是指容貌仪表,讲究的是“体貌丰伟”;“言”是指口才谈吐,讲究的是“言辞辩证”;“书”是指书法,讲究的是“楷法遒美”;“判”是一种公文判例,讲究的是“文理优长”,往往取一些州县和大理寺过去的疑难案件,要求考生必须通晓法律。能通过这种考试的人完全可以称为出类拔萃了。由于吏部考试的门槛相当高,所以科举及第之后,屡试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称的大文豪韩愈,科举及第后,三试吏部不中,十年犹然布衣。而这样的人绝非少数,有唐一代,进士及第后整整二十年都未能通过吏部考试,长期不能入仕为官的大有人在。唐代科考之严,于此可见一斑。

随着唐代科举制的确立、完善和全面实行,寒门庶族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通过努力跻身于社会上层,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官拜尚书、宰相。比如高宗时代的宰相李义府就是一个寒门出身、“家代无名”的人,他在贞观年间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以后,担心家世贫寒,难以跻身高位,因而赋诗表达自己的忧虑,其中一句是:“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李世民听到后,当即表了一个态,打消了李义府的顾虑。李世民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后来,李义府果然仕途通达,位列宰辅。自贞观之后,像李义府这种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最终官居宰相、位极人臣者已经不胜枚举。据两《唐书》列传所载,终唐一代,寒门庶族出身而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传者尚有多名,实际数字当不止此。而相应时期高门世族出身的拜相者,只有一百二十五人,已经低于前者。

由此可见,自贞观时代起,终唐之世,唐朝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政权向着广大的寒门庶族开放,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在隋朝播下种子的科举制之所以能在贞观时期盛开和绽放,自然是与唐太宗李世民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的政治理念息息相关。打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而坐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才者才能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