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2 第五章 贞观制度:开明政治的典范

 对死刑慎重,就是对生命尊重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刑法。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刑法,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待死刑的态度。而贞观法治之所以被后人津津乐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宽仁慎刑”的理念以及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就依据“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立法思想,以诏令的形式对“死刑复核”做出了严格规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此外,在继续修订律法时,贞观君臣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把多达九十二种的死刑罪名降格为流刑,又把七十一种流刑降为徒刑。

在这种“宽仁慎刑”理念的引导之下,到了贞观四年,国家就出现了“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的良好治安形势。当时唐朝的户数将近三百万,若以平均一户六口人计算,总人口大约1800万。以这个人口数量来看,这个死刑人数的比例显然是非常低的。“几致刑措”是中国历史上经常用来形容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的词汇,其意思是刑法几乎到了搁置不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近代欧洲的相关数字,就更容易明白这种形容词绝非过誉。

在18世纪的英国,死刑罪名多达222种,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滥用死刑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偷窃一先令,或者是砍了一棵不该砍的树,又或者写了一封恐吓信,甚至仅仅是与吉普赛人来往,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由于刑法的严苛和泛滥,导致每年被判死刑的高达1000人以上,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000万。生命权是最为重要的人权。对死刑的慎重意味着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7世纪的中国唐朝在“人权领域”显然要比18世纪的英国先进得多。

当然,当时的中国毕竟仍然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如何尊重法律、慎用死刑的皇帝,他都难免有独断专行、枉法滥杀的时候。贞观五年发生的“张蕴古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张蕴古在武德九年十二月因呈上一道“文义甚美,可为规诫”的秦疏《大宝箴》,博得李世民的赏识,被擢升为大理寺丞。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由皇帝一手提拔的人,也难免在皇帝的一时盛怒之下被错杀。

事情缘于一个叫张好德的人,此人因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妄为妖言”,被有关部门逮捕下狱。张蕴古上奏为他辩护,说他癫痫病的症状十分明显,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根据法律应该判处无罪。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张蕴古随即前去探监,将皇帝准备赦免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好德,并且颇为忘形地在狱中陪张好德下棋。以张蕴古的身份,这么做显然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是执法犯法。侍御史权万纪立刻发出弹劾,声称张好德的哥哥张厚德曾在张蕴古的家乡相州担任剌史,与张蕴古有过交情,所以张蕴古替张好德辩护显然并不是在秉公执法,而是在徇私包庇。

李世民大怒,未及调查便下令将张蕴古斩于长安东市。张蕴古被杀不久,李世民经过一番冷静的反省之后,深感后悔。李世民责怪大臣们没有及时谏诤,他认识到:即便张蕴古确有徇私,论罪也不至于死,自己显然是在盛怒之下办了一桩错案。为了汲取教训,杜绝此后类似错案冤案的发生,李世随即下诏,规定今后“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具体而言,就是凡判处死刑的案件,即便是下令立即执行的,京畿地区内也必须在两天内五次覆奏,其他州县也至少要三次覆奏,以确保司法公正,避免滥杀无辜。

“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果说,制订一部严明而公正的法律需要执政者具备一种卓越的政治智慧的话,那么在执法过程中既能贯彻“法理”又能兼顾“人情”,就不仅需要执政者具备卓越的智慧,更需要有一种悲悯的情怀。在李世民身上,我们显然看见了这种悲悯。贞观六年,李世民又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更是把这种难能可贵的悲悯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纵囚事件”。

贞观六年的十二月末,年关在即,李世民在视察关押死刑犯的监狱时,想到春节将至,而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顿时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已判死刑的囚犯释放回家,但规定他们明年秋天必须自行返回长安就刑。相信在当时,肯定有很多官员为此捏了一把汗。因为要求死刑犯守信用,时间一到自动回来受死,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且这批囚犯的人数足足有三百九十个,其中只要有十分之一不回来,各级司法部门就要忙得四脚朝天了。况且,在把他们重新捉拿归案之前,谁也不敢担保他们不会再次犯案,这显然是平白无故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到了贞观七年九月,三百九十个死囚在无人监管、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李世民欣慰地笑了。他当天就下令将这三百九十个死囚全部释放。这个“纵囚事件”在当时迅速传为美谈,而且成为有唐一代的政治佳话。

平心面论,“纵囚事件”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作秀的成分,但是如果认为此举除了作秀再无任何意义,那显然是低估了李世民,也错解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李世民这么做,最起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天下人明白:刑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第二个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由此可见,“纵囚”事件绝不是李世民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更不是单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在“宽仁慎刑”的立法思想的基础上,把“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发挥到极致之后必然会有的一种结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按照贞观一朝的立法思想和法治精神,假如当时的历史和社会允许的话,贞观君臣就完全有可能将这种“宽仁慎刑”的法治进行到底,最终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废除死刑”的结果。其实,我们这个假设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据。天宝初年,唐玄宗李隆基就曾秉承贞观的法治精神,一度废除了铰刑和斩刑。但这项刑法改革后来虽因“安史之乱”而中辍,没能延续下去,但足以表明贞观的法治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之深。几乎与唐玄宗大幅度削减死刑同步,日本平安王朝的圣武天皇也于神龟二年(公元724年)停止了死刑的适用,将所有死罪降为流罪,从而开创了日本刑法史上347年无死刑的奇迹。而日本此举,无疑受到了唐朝的影响。

时至今日,限制死刑、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明与理性程度的标志。据有关学者统计,截至2001年,在全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中,在法律上废除死刑和事实上停止死刑适用的国家已经达到123个,占总数的64%;保留死刑的国家只有71个,占36%。在欧洲,“废除死刑”甚至成为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