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第六章 李世民:当皇帝这点事(2)

 

慧眼识人才

在人力资源开发上,除了“用人如器”、善于对部属进行“性向测评”之外,李世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李世民选拔人才的时候,从来不论门第,不论新故,不论华夷,不论士庶,而是看其品行才学是否出众,有没有一技之长,即所谓“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在“门第”方面,无论是像长孙无忌、高士廉、杜如晦等出身高门世族的,还是像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出自寒门庶族的,李世民对他们皆一视同仁。此外,武德年间,高祖李渊偏重于任用关陇集团的后人,而到了贞观时期,山东(崤山以东)士族也大量进入政治高层。如崔敦礼,出身于博陵崔氏,“世为山东著姓”,历任左卫郎将、中书舍人等职,最后官至兵部尚书;卢承庆,源出范阳卢氏,后来也官至民部侍郎、兵部侍郎。

在“新故”方面,魏徵、王?、韦挺等人原来都是典型的太子集团,算是李世民的头号政敌,可后来却成为他的股肱重臣;反而是一些秦王府的故旧,由于才学不足,能力有限,所以李世民即位后并没有重用他们。这些秦府旧人曾经跟房玄龄发牢骚,房玄龄向李世民反映,可李世民的态度很明确:“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在对待异族方面,李世民也根本没有“华夷之防”的狭隘观念,而是以“天下一家,不贱夷狄”的恢弘胸襟,大胆擢用了一批勇猛善战的异族将领。如“以智勇闻”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于贞观九年归附唐朝,被封为左骑卫大将军,并娶了李世民的妹妹衡阳公主;贞观十四年,阿史那·社尔与侯君集等人一同攻灭高昌,其后又在唐朝对高丽、薛延陀、西域的战争中屡立功勋。此外如突厥酋长执失思力、铁勒族酋长契毖何力等人,也都先后被委以重任,为大唐王朝的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在破格提拔民间人才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对马周的擢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命百官上疏直言朝政得失。这对多数人来讲是件好事,因为谏言一旦得到皇帝采纳就有可能青云直上。可有一个人提起笔来却一筹莫展,急得抓耳挠腮。这个人就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常何。他是一介武夫,要论带兵打仗自然不在话下,可要叫他舞文弄墨实在是强人所难。正当常何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个门客自告奋勇,愿意替他草拟奏疏。常何大喜过望,当即命人笔墨伺候。只见这个门客提笔挥毫,片刻工夫就洋洋洒洒地写了二十几条谏言。次日常何把奏疏呈了上去,本来只是想应付一下,交差了事,没想到太宗李世民看完奏疏,居然大为赞赏,立刻把常何叫进了宫,问他为何有这么大长进,几天不见文章就写得这么漂亮。

常何不敢隐瞒,只好据实相告,说自己根本没这本事,奏疏是一个叫马周的门客代写的。李世民一听就来了兴致,追问他马周的情况。常何说,马周是博州茌平人,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乡里人都瞧不起他,但是他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先秦典籍。武德年九九藏书网间谋了一个博州助教的职务,可他却不以教书为意,屡屡被当地刺史斥责,马周一怒之下离开家乡,四处云游,随后来到长安,寓居常何家中。李世民听完,意识到这个马周虽然表面上落拓不羁,却是一个腹有诗书、胸怀大志之人,当即命使者前去传召马周。

不知道是马周有意延宕,还是李世民心情过于迫切,总之那天李世民整整派出了四批使者,才把这个布衣马周请进了宫。《贞观政要》卷三:“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双方一番畅谈之后,李世民发现马周果然是满腹经纶,见识深远,顿生相见恨晚之感,随即让他当天就到门下省报到。一夜之间,马周就从一介平民变成了朝廷命官,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枢。这是一个典型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马周从此登上帝国政坛,不久就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历任朝散大夫、中书侍郎、吏部尚书、中书令等职。史称他“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因而“甚获当时之誉”。(《贞观政要》卷三)甚至连李世民都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旧唐书·马周传》)可见对他赏识和倚重的程度。虽然马周确实具有比较出众的能力,但如果不是碰到李世民这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皇帝,马周恐怕也难逃怀才不遇、抑郁而终的命运,绝不可能演绎这一出“布衣变卿相”的千古佳话,更不可能成为享誉后世的贞观名臣之一。

任命是一门艺术

无论是“用人如器”,还是“唯才是举”,都说明李世民拥有高度的“知人之明”。但是在管理学中,“知人”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可还有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必须“善任”。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只有做到知人善任,让部属各司其职,管理者才能从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中抽身而出,站在一个最宏观的层面上,制订整个团队的战略规划,实现整个组织的愿景目标。如北宋的范祖禹所言:“君人者,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矣!”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就是授权的艺术。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善于授权。中国古代的皇帝,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治国能力颇为自负的开国之君,很多人根本不愿授权,也不敢授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但促狭猜忌,事必躬亲,甚至到最后连宰相都废了;还有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宁可把自己累死也不敢轻易放权的主子。在这方面,李世民就从杨坚身上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贞观四年,李世民曾经问隋朝旧臣萧?:“你认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萧?说:“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天朝会都要开到夕阳西下,凡是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召见赐坐,与他们谈论政务,以至于经常忘了吃饭时间,只好叫侍卫给他们送饭。虽然他的品性称不上仁智,但应该算是励精之主。” 李世民听完后,笑着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心暗则不通事理,至察则多疑于物。况且他又是靠欺负孤儿寡妇才得天下的,所以总是担心群臣内怀不服,因而不肯信任文武百官,每件事都要亲自决断,虽然殚精竭虑,劳神苦形,却未必凡事都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也就不敢直言进谏,宰相以下,惟有承顺其旨意而已。”

正是因为认识到隋文帝为政的缺失,所以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一种“广任贤良,高居深视”的管理方式,对部属进行充分有效的授权。早在武德九年,李世民就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贤名,于是亲自召见,问以政道。张玄素就建议太宗:“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李世民对张玄素的建言非常赞赏,随后将其擢升为侍御史,并且立即将其建言付诸实施。

张玄素提出的“分任以事,高拱穆清”,其实就是一种充分授权。如果每个部属都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妥善地履行职责,那么高层管理者自然可以“垂拱而治”了。此外,贞观一朝之所以能够确立“三省驳议”的宰相制度,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工合作,相互制衡,并且相权还能够对君权形成有效制约,其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在于这种授权原则的充分运用。

而张玄素所谓的“考其成败,以施刑赏”,实际上就是一种绩效考核。对此,李世民专门制定了对各级官员的“考课之法”,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所谓“四善”,是指四种优异的工作表现,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所谓“二十七最”,是一套考核百官职守的具体标准,如“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等。根据这些标准每年对官员进行考核,把成绩分为九等,报至尚书省予以公布。凡列为一至四等的官吏,每进一等增发一季的俸禄;五等无所增减;六等以下则每退一等扣发一季俸禄。这套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澄清吏治显然是十分有效的。

“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是权力控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缺一不可。假如只有刑赏而无授权,那必然会使百官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最终造成帝王的独裁和专权;假如只有授权而无考核,那必然会导致君主大权旁落,甚至被权臣玩弄于股掌,到头来授权就变成了“弃权”。很显然,这两种现象都是错误的权力控制方式,其结果只能是与“天下大治”的执政理想背道而驰。而李世民的管理哲学,无疑正是“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的完美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之治的出现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