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政治是聪明人的游戏(下)

 

比如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房玄龄又一次被停职,时任黄门侍郎的?遂良就连忙上疏,列举了房玄龄对国家的诸多贡献:“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然后?遂良说,假如不是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就不应该把他摒弃;如果是因为他年迈体衰,陛下可以暗示他主动致仕。若非如此,只是因为一些小过失,希望陛下不要抛弃跟随数十年的元勋老臣。?遂良的谏言句句在理,当然给足了双方面子,所以李世民很快就把房玄龄召回了朝廷。

    但是,并不是李世民每次把房玄龄“赶”回家去,都有和事老出来打圆场。比如房玄龄这次复职没多久,就再一次“避位还家”,史书还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却记载了这次复出的过程。这个过程很简单,却很微妙。再次把房玄龄“谴归”后,一连过了好几天,始终没人来劝谏,李世民不免有些着急。朝中政务繁冗,绝不允许他把房玄龄晾太久,可李世民一时又找不到什么好听的理由公开让房玄龄复职。

该怎么办?李世民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有了办法。这一天,李世民忽然告诉侍臣,说他要去芙蓉园游玩。芙蓉园位于长安东南角的曲江,要去那里必然要经过房玄龄的宅邸。房玄龄得知消息后,立刻命子弟洒扫门庭。子弟问其故,房玄龄笑着说:“皇上随时会驾到!” 片刻之后,龙辇果然“顺道”来到了房府的大门口,然后太宗李世民就“顺便”进来看望赋闲在家的房玄龄,最后又“顺带”用御辇把房玄龄接回了皇宫。

这个故事很经典。除了表明李世民和房玄龄之间的默契和相知之外,这个故事的经典之处还在于,它告诉我们——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只有读懂人心,才能读懂政治。综观李世民跟房玄龄玩的这些政治游戏,我们不难解读出这样一些内涵。首先,不管是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还是身为宰相的房玄龄,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要把贞观的政治局面玩好玩大,要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他们两个就谁也离不开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伙伴关系;但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这个界限到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模糊的,所以,他们之间更主要的还是主仆关系。

在这两重关系之下,情况就变得有些微妙而复杂。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李世民必须给予房玄龄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赐给他人臣所能享有的最高恩典,比如把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又让弟弟韩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龄的女儿当王妃,以此加强双方的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这些都属于“恩”的范畴,目的是为了赢得房玄龄的绝对效忠。

    另一方面,李世民又必须经常玩一些“小动作”,时不时把房玄龄“谴归私第”,晾在一边。这么做的目的有三:一是检验自己对权力的掌控程度,以防被暗中坐大的“权臣”架空;二是借此显示皇权的威严,让房玄龄懂得,君与臣之间,有一道永远不能跨越的界限,所以,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对双方都有好处;三是提醒房玄龄:虽然你很重要,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朝廷离了你就不转了。你应该始终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态度,永远不能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这些都属于“威”的范畴,目的是让房玄龄时刻牢记——我是君,你是臣;政治第一,友谊第二。

其次,对于房玄龄而言,或许一开始对李世民的帝王术还比较陌生,所以在贞观初年一被批评就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可他后来就逐渐明白了——皇帝手中的那把“钟馗利剑”尽管看上去有些可怕,可它通常只是起一种威吓作用的,只要你忠心不改,恪尽职守,那把剑就不会真的往你身上招呼。正因为房玄龄后来弄懂了这一点,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有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一方面,他虽然仍旧对他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但却时刻有着被皇帝“谴归私第”的心理准备。他不但再也不会被皇帝的批评吓得寝食难安,而且就算被停职,他也权当是度假。因为他知道皇帝离不开他,朝廷离不开他,所以不管怎么“谴归”都能很快官复原职,一点也不用担心。可另一方面,他也深深懂得,自己所享有的一切荣宠和恩泽都是天子的赐予,假如稍有不慎,随时有可能被天子全盘收回。所以,必须时刻保持临深履薄、戒慎恐惧之心,越是皇恩浩荡,越是要谦逊辞让。总而言之一句话,做事必须尽职尽责,才能显示能力;但做人必须谦恭低调,才能显示品德。有才有德,才是让领导放心的好下属。

有一件事情,可以充分说明房玄龄的这种“觉悟”。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时任左仆射的房玄龄又被李世民加封为太子少师,不仅肩负国之重任,而且更兼辅弼少主之责,房玄龄大为惶恐,不断上表请辞仆射之职。李世民当然没有批准,而是下诏对他进行了勉励,房玄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到了太子拜师那天,东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可房玄龄却“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他深感自己不够资格,所以不敢去东宫接受太子礼拜,只好躲在家里,始终不愿露面。

房玄龄的谦卑赢得了时人的一片赞誉。《旧唐书》称:“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 这一切当然也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所以他对房玄龄越来越感到满意。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又进封房玄龄为司空,仍旧让他总揽朝政,并且监修国史。房玄龄再次上表请辞,李世民又下诏勉励他说:“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

这段话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慰勉之辞,实则大有深意。所谓“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其实正是李世民对臣下的一种要求。假如做臣子的都能具备这样的美德,或者说都能谙熟这样的游戏规则,那皇帝自然就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换言之,臣子越是谦让,皇帝反而会更加信任他,越敢把权力交给他。所以李世民才会毫不避讳地说了一句大实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朝廷一天没有好宰相,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

正是由于对房玄龄的信任,所以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当李世民御驾亲征高丽的时候,才会命房玄龄留守长安,把朝政大权全部委托给他,让他“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 这实际上就是赋予了他皇权代理人的身份和权力。那么,面对李世民交给他的无上信任和权力,房玄龄又是怎么做的呢?

有一天,房玄龄正在留守衙门办公,有人突然闯进来,口口声声说要告密。房玄龄问他告谁的密,那人说:“告你的密!” 房玄龄一听,连想都没想,立刻命人准备车马,把这个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线的天子行在。李世民听说留守送来了一个告密者,刚开始颇为诧异。因为以房玄龄的能力而论,他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把皮球踢给皇帝的,更何况此时皇帝还在前线打仗。所以李世民断定,若非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房玄龄是绝不会这么做的。

李世民转念一想,马上就猜出了答案。他随即命人持刀列队,然后接见告密者,问他要告谁,那人回答说:“房玄龄。” 李世民冷笑一声:“果然!”当即喝令左右,二话不说就把那个告密者腰斩了。事后,李世民给房玄龄下了一道手诏,责怪他不够自信,还说:“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按照规则来玩的政治游戏。

作为房玄龄,虽然被皇帝赋予了专断之权,但是碰上这档子事,他是万万不能专断的。因为这件事实际上是把房玄龄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那就是——要恪尽一个留守的职责,还是要谨守一个臣子的本分?如果房玄龄选择前者,自作主张把这个人杀了,那固然是尽了留守的职责,可皇帝过后一旦知道了这件事,会不会对房玄龄起疑心呢?会不会觉得房玄龄过于独断专行,因而对他产生不满和戒备呢?完全有这种可能。

所以房玄龄宁可挨骂,也必须把事情交给皇帝处理。这么做,一来可以证实自己的清白,二来可以表明自己的忠诚,最后还能向皇帝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谨守人臣本分,碰到必须由皇帝亲自处理的事情,他绝不会越俎代庖。而作为李世民,他内心对房玄龄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满意的。他之所以在听到告密者的回答时会说出“果然”二字,是因为他猜出了告密者的来意;而他之所以能猜出告密者的来意,恰恰是因为他了解房玄龄的性格,也知道房玄龄这么做的用心所在。

    可即便李世民觉得房玄龄这么做是对的,表面上他也必须“责怪”他,并且重申对他的授权和信任,这样才能展示一个皇帝用人不疑的胸怀。总之,君臣双方其实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要按照游戏规则把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演好。所以我们说——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