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第八章 盛世唐朝,世界之心

 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下)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东罗马皇帝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赠绫、绮等丝织品。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和妇女都极其喜爱中国的丝织品,拂麻也成了唐朝丝织物传入其他国家的重要转输地。

7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本人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阿拉伯)遣使与唐通好,在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食遣使来唐共达36次。唐朝文化因此大量传入阿拉伯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纸术。中国的造纸术后来又从这里传入了欧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唐朝后期,火药的主要成分——硝,也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医学也对唐朝产生了一定影响。阿拉伯的医学是近代欧洲医学的基础,而其外科医术就是在这时候传入了中国。

7世纪中叶,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客死唐朝。当时许多波斯商人也流亡到了唐朝,纷纷在中国落户。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都有波斯商人开设的“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材驰名。通过贸易活动,波斯的菠菜、波斯枣传入唐朝,而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也传入了波斯。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在当时统称天竺。唐初,中天竺的戒日王征服了五天竺,统一了印度半岛,随即遣使与唐通好。从此,天竺与唐朝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常有唐朝商船泊港,天竺商船也到广州、泉州进行贸易。唐朝输往天竺的商品有麝香、?丝、色绢、瓷器、铜钱;从天竺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从此结束了印度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唐太宗也派人到九九藏书中天竺学习制糖技术,据说学成归国后制出的糖,其颜色和味道比印度原产的还好。

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唐朝产生了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敦煌、云岗、麦积山、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十部乐”中便有天竺乐,舞蹈中也有天竺舞成分。

唐初,在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都同唐朝有所往来。高宗时期,唐朝先后出兵平定了百济和高丽,新罗遂于公元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与唐朝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的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品的首位。他们同时也从中国带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新罗曾派遣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是新罗人。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一百零五人。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中举后就留在唐朝为官。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起,新罗就相继设立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专门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新罗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此外又根据《唐律》改订了《刑律》。新罗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音符来标注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带回了茶叶种子,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版印刷术传入新罗。

有唐一朝,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受唐朝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日本。当时的日本仍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对大唐繁荣昌盛的文化和发达的物质文明无比向往,高度崇拜。日本人迫切希望能过上“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于是不断向中国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264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3次,派船迎送唐朝使者6次,共计19次,其中实际到达长安为15次。唐初,遣唐使团不超过200人,可从8世纪初起,人数已多达550人以上。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了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唐朝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遣唐使团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文学、书法、宗教、音乐、美术、舞蹈、医学、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日本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备真备,学问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备真备回国后,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不仅将中国大乘佛教的密宗学说带回了日本,而且用汉字草体偏旁创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而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对于大乘佛教的律宗造诣精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应日本圣武天皇之请,他东渡日本传法,经六次努力,历尽艰险,终于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其时已经年近七旬,双目失明,可他不仅将中国佛教的律宗传到了日本,而且还向日本人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各种知识。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他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圆寂后葬在了招提寺。

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兴建了藤原京,此后又于公元710年修建了平城京,公元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而这些都城的设计理念、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无一例外,全都是模仿唐朝的长安城。比如城中均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等,甚至连建筑用的砖瓦纹饰也和唐朝如出一辙。基本上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京城俨然就是山寨版的长安。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唐朝与南亚的林邑(越南)、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尼婆罗(尼泊尔)、狮子国(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的吐火罗(阿富汗)等国都有广泛的商业联系与外交往来。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中,南亚的佛学、医学、历算、语言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美术,东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欧洲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纷纷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说:“与二十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时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期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说:“第七、八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已经进入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愉悦的境域。”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正是因为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君臣具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的唐朝,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最博大、最宽容、最具生机和活力、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一个时代。这就叫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就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