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舌辨18天,大唐玄奘对印度6000僧人(下)

 

玄奘从长安起程,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出玉门关外五烽(五道重兵把守的关卡),进入“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八百里戈壁——莫贺延碛,在克服了四天五夜滴水未进的困难之后,终于穿越这个可怕的死亡地带,经伊吾(今新疆哈密市)抵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

高昌国王麴文泰盛情接待了他,但执意要求他留在高昌讲经说法,否则就要把他遣送回国。玄奘无奈,只好以绝食相抗,“水浆不涉于口三日”。最后麴文泰终于被玄奘的至诚所感动,提出两个放行的条件:一、与他约为兄弟;二、求法归来后在高昌停留三年。玄奘同意了,麴文泰大喜,当即“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外,为了玄奘能顺利西行,麴文泰还专门准备了二十四封国书,命护送的大臣交给沿途的二十四国国王,每书奉送大绫一匹为礼物;并且还亲手写了一封辞义谦恭的信,随信献上“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请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致信其势力范围内的西域诸国,为玄奘法师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就这样,玄奘离开高昌,过焉耆、龟兹等国,翻越凌山(葱岭北部),到达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西南),会晤了统叶护可汗。随后,在统叶护可汗致所经诸国的信件和护送使节的帮助下,玄奘顺利经过西域诸国,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进入了北印度。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秋天,玄奘终于抵达朝思暮想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这里,玄奘拜戒贤为师,潜心学习梵语,研习各种大小乘经论,尤其专攻印度法相宗(唯识论)代表作《瑜伽师地论》,历时五年。此后,玄奘遍访五天竺,足迹遍及印度各地。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玄奘重回那烂陀寺。此时他的学业已经粲然大成,戒贤命其升座为众讲解大乘唯识经典。在此期间,他著有《会宗论》,会通了印度大乘瑜伽、般若二宗,将唯识与中观学说相互融贯,自成一家。此外,由于当时南天竺的小乘僧人著有《破大乘论》攻击大乘学说,负面影响很大,玄奘就应戒日王之请,又撰写了破除小乘见地的《制恶见论》。

从此,玄奘在印度声名鹊起。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玄奘又在戒日王举办的曲女城无遮大会上挫败了五天竺所有的论敌,其盛名更是如日中天,几乎取代戒贤,成为全印度造诣最深、声誉最隆的佛教思想界领袖。玄奘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遂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告别了戒贤法师和戒日王,返回中国。经过两年的时间,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终于回到了阔别将近二十年的长安。

    和他一起回到中国的,是657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梵文佛典。玄奘大师的西行求法,前后历时十九年,行程共计五万里,堪称世界中古史上一次艰难而伟大的探险之旅、朝圣之旅,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学术和文化之旅。

玄奘回到长安的时候,受到了朝野上下隆重而盛大的欢迎,与他当年“偷越国境”时寂寞而苍凉的境况相去不啻霄壤。然而,玄奘还是当年的那个玄奘,信仰还是当年的那个信仰。唯一不同的,只是外在的评价和世人的目光。

贞观十九年二月,玄奘去洛阳见了李世民。李世民对他极为赞叹和欣赏,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力辞。于是李世民就请他把西行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随后,玄奘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下,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大唐西域记》。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它记述了玄奘西行途中所历所闻的15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历史沿革、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风土人情等,不但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不可多得的一部著述,而且成为后世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众所周知,印度在哲学和宗教方面拥有灿烂的成就,可他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马克思甚至声称:“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因此,要研究印度古代史,《大唐西域记》就是一部谁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一回国,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带回来的佛学典籍。唐太宗全力支持他的译经事业,命房玄龄在弘福寺为他组织了一个规模完备的译场,并“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当他的助手。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玄奘译出了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太宗御笔钦赐《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年,太子李治为亡母长孙皇后祈福所建的大慈恩寺竣工落成,玄奘奉命成为住持,进入该寺继续译经。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年已六十八岁的玄奘终于译出了多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而他的生命也已在彪炳千秋的译经事业中走到了终点。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五日夜,玄奘大师在宜君山的玉华寺圆寂,终年六十九岁。出殡之日,莽莽苍苍的白鹿原上出现了一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这里有朝廷官员,有佛教僧人,可更多的是自发为大师送行的长安百姓。史称:“(玄奘)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旧唐书·玄奘传》)从回到长安的第二十七天起,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佛典,一直到去世前的二十七天,他才搁下手中的译笔,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九年间,玄奘带领弟子们共译出佛教经论75部1335卷,计1300万言。

由于玄奘大师对梵文造诣精深,而且学术态度极为严谨,所以由他主译的这批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无论是在名相的辨析安立、文义的精确畅达,还是在翻译体例的制订、矫正旧译的讹谬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从而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后世因此将他与前秦的鸠摩罗什、萧梁的真谛、开元时代的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个人中,其他三个都是外籍僧人:鸠摩罗什祖籍天竺、生于龟兹,真谛是西天竺人,不空是北天竺人,只有玄奘是唯一的中国人。

梁启超说:“自古至今,不但中国人译外国书,没有谁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的人来比较,译书最多的恐怕也没有人在他之上。”“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或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到第二个。” 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诞生这样伟大的人物。

    在古代中国,盛世修书一贯被视为国家富强、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盛世译经的壮举,又何尝不是为贞观时代添加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又何尝不是从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彰显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