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3)  第五章永徽政局:长孙无忌的网

 影子皇帝与无冕之王

 

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年号,徽是标帜、美好之意,也象征着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遗训,高举贞观之治的伟大旗帜,让大唐帝国江山永固,永远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指引下,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给他留下的两个顾命大臣一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也在他们的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徽时代也可以称为后贞观时代。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国马车在贞观时代开创的宽衢大道上笔直地向前奔驰,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妥。唯独有一件事情:,让高宗李治的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晋州(今山西临汾)地震。

    从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开始,晋州地区就频频发生地震,仅第一次就倒塌了众多民房,压死了五千余人;同年十一月以及永徽元年四月、六月,晋州又接连地震,  “有声如雷”,令高宗李治困惑不已,世人皆知,晋州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任晋王时的封邑,如此龙脉所系之地,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地震,这对刚刚君临天下的李治而言,实在是一个不祥之兆。古人大都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认为,大自然一旦发生灾变,或者发生什么奇异现象,一定是人事出了问题,尤其是政治上很可能出了问题。老臣张行成就直言不讳地吐露了他的隐忧:“今晋州地动,弥旬不休。虽天道玄邈,窥算不测;而人事较量,昭然作戒。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征应,岂徒然耳。伏愿深思远虑,以杜未萌!”  (《旧唐书·张行成传》)

    此番直言的核心在于八个字:女谒用事,大臣阴谋。如果放在许多年后来看,张行成所说的这八个字无疑是惊人准确的预言。因为前四个字说的就是凡度浮沉而最终崛起的女人武?,后四个字说的就是权倾一时而最终垮台的元老重臣长孙无忌。李治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尤其是“大臣阴谋”四个字,更是有如一声惊雷炸响在他的耳边。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臣,又将制造出什么样的阴谋?张行成说的是对的,李治想,不管朝中隐藏着怎样巨大的隐患,自己都必须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并且想办法把隐患挖出来!

    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样,命群臣上疏进谏,直言朝政得失。天子的诏命一下,群臣的上书立刻像雪片般飞来。然而,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百官们的奏疏虽然洋洋洒洒、文采斐然。可基本上是一些大而无当的陈词滥调。李治真正关心的问题,没有人提出只言片语。就在李治大感不满的时候,一桩突如其来的案件,似乎让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这是一杠弹劾案,被弹劾的对象是时任中书令的褚遂良。发起弹劾的是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他们指控褚遂良“抑买土地 “ 。所谓抑买,就是压低价格强行购买;被强买的是一个胡人,其时在中书省担任翻译,是褚遂良属下的一个小职员。此案的性质一目了然,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是褚遂良仗势欺人、以权谋私,要么就是他以“抑买”的方式变相收受下属的贿赂。而无论是哪一种,褚遂良显然都已触犯了法律。根据《唐律》,官员枉法求财者,可处以三年以下徒刑,并追还赃物;情节特别严重者,最高可处以绞刑。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后,大理寺丞张山寿经过查实,很快就作出判决:罚懵遂良锕二千斤(按《唐律》,罚铜二十斤相当于徒刑一年)。

    这个判决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案情属实,褚遂良确实触犯了相关法律;二,量刑结果是以罚代刑,基本上属于一种象征性处罚,明显有从轻发落、大事化小的意味。可是,这个显然已经属于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睿册那里,却仍旧被视为量刑太重。张睿册马上推翻了下属张山寿的判决,改判褚遂良无罪;理由是他购买土地的价格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并不算强买强卖,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涉嫌受贿的问题了。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已经有轻描淡写之嫌,那么张睿册的改判则是赤裸裸的官官相护了。监察御史韦思谦义愤填膺,当即上奏抗辩。他认为:“国家征收土地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官员们的私下交易纯属个人行为,岂能按国家征收价执行?张睿册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谄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当诛!’

    在弄清基本事实并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后,高宗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作出了最终裁决一将褚遂良和张睿册一起贬职。永徽元年十一月末,褚遂良被外放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张睿册被外放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刺史。这就是永徽初年的褚遂良抑买土地案。案件似乎已经了结,但是李治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首先,褚遂良是当朝宰辅,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如今却触犯法律,不得不被贬出朝廷,李治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其次,这个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却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司法官员似乎都在有意袒护身为宰相的褚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日张胆地维护他。

    这个现象顿时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一莫非朝中隐然已有朋党迹象?莫非张行成所说的“大臣阴谋’,已经在此露出了端倪?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或者说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李治于永徽二年(公元65 1年)的闰九月,与首席宰相长荪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这番君臣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双方都显得和颜悦色,可实际上却暗藏机锋,充满了弦外之音。话乏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说:“朕广开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对朝政有益的意见,以备择用采纳,可为何一直以来上疏虽多,但却一无可用呢?’长孙无忌从容自若地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清明,法律齐备,既无遗漏,更无缺失,所以,那些企图通过进言获得超擢任用的侥幸之徒,自然是无从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会看不到对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论。当然了,无论如何,广开言路还是有必要的,或许偶尔能听到一些真知灼见,倘若杜绝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达了。”

    长孙无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却听得很不是滋味。谁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权全部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所以,与其说他这番话是在夸高宗治国有方,还不如说他是在夸自己辅政有术。说什么政治清明,说什么法律齐备,把朝政夸得完美无瑕,到头来还不都是在夸你自己吗?况且,李治的政治经验虽然还不太丰富,但他也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笨蛋,最起码他知道当下的政治存在问题。可让他满腹疑惑的是,长孙无忌为何要极力否认并掩盖这个事实呢?早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除非问题就出在这个企图掩盖问题的人身上!

    李治不禁想起了褚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们公然袒护褚遂良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臣们真正忌惮的也许并不是褚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后的长孙无忌。进而言之,如果说大臣们已经在朝中结成了一个朋党,那么这个朋党的领袖也必然是当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思虑及此,李治决定纭续往下追问。李治若无其事地瞥了长孙无忌一眼,淡淡地说:“朕最近听说,朝廷有关部门在办事的时候,大多讲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闻?’长孙无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说:“讲面子,讲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难免,但是在圣贤教化之下,人的私欲就会逐渐朝公心转化。至于说朝中有人胆敢徇私枉法,臣敢断言必无此事。不过嘛……’长孙无忌顿了一顿,接着说:“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连陛下也在所难免,何况朝臣们只是偶尔照顾一下亲戚,臣岂敢保证绝无此事?

    高宗李治断然没有想到,长孙无忌居然会面无愧色地承认“收取人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且还以嘲弄的口吻揶揄了他一把。这像是一个当朝宰相应该说的话吗?如果在政风清廉、人人克己奉公的太宗时代,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长孙无忌既不敢在太宗面前说这样的话,也绝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李治现在终于明白了,在这个舅父兼顾命大臣兼帝国元老兼首席宰相长孙无忌面前,自己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外甥,永远是一个没有资格独立秉政的少主!

    那一刻,李治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凉和义愤。可他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他知道,如今的朝廷并不是存在什么朋党,而是存在一支空前强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真有什么“大臣阴谋”的话,那么这个大臣无疑就是长孙无忌,而他的阴谋就是架空并窃取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力。李治悲哀地发现——如今的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影子皇帝,只有长孙无忌才是当今天下的无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