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3)第七章 走向权力的巅峰

  长孙无忌的悲剧:不懂得及时放手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武后的第三子、刚出生三个月的李显被封为周王(武后次子李贤已于永徽六年封为沁王);稍后,萧淑妃的儿子雍王李素节被降为郇王。三月,潭州都督褚遂良再度被贬至支扁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担任都督;几天后,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升为中书令。这一年春天,有心人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背后,都有皇后武媚的一只纤纤玉手在拨弄乾坤。

    同年八月,武后意识到时机成熟,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褚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褚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而桂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褚遂良为外援,  “潜谋不轨”。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韩瑷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同时,再度将褚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将柳?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至此,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无比悲哀地发现,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剪除了羽翼的苍鹰,再也不能翱翔于权力之巅了。可是他无能为力。

    从永徽六年的那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之后,长孙无忌就意识到大势已去了。无论他和他的亲信们曾经建立了一个看上丢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可它终究是一座沙堡。因为,倘若没有君权的支持作为根基,外表再强大的相权,其实质也是脆弱的。除非这种相权具有取代君权的野心,而且确实也凌驾了君权。可长孙无忌显然没有这种野心和倾向,虽然自从高宗即位以来,他就一直表现得很强势,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权而已,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权臣那样完全凌骂于君权之上,或者动不动就擅行废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孙无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觉不自觉让渡出去的。

    所以,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把这些权力归还给李治。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人生有两条真谛,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手。长孙无忌只明白前者,不明白后者,对权力过度迷恋,不懂得及时放手,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一年后,亦即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冬天,褚遂良终于在无尽的失落和忧愤中闭上了眼睛,终年六十三岁。随着长孙一党的垮台,高宗和武后的亲信迅速跻身帝国的权力中枢。显庆三年十一月,年近七旬的许敬宗终于如愿以偿,继李义府之后晋升为中书令;同日,还有一个叫辛茂将的大理卿也获得晋升,兼任侍中。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武后终于图穷匕见,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打击。

    许敬宗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随便找了一起案件,就把谋反的罪名一下子扣到了长孙无忌头上。当时,许敬宗和辛茂将刚好在会审一个案子,情节很简单,就是一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指控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结朋党。韦季方和李巢被捕后,许敬宗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动用了一些刑讯逼供的手段,韦季方不堪忍受,企图自杀,结果自杀未遂。本来这起案件和长孙无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许敬宗却灵机一动,突然上奏说,韦季方之所以畏罪自杀,并不是因为交结朋党的事,而是另有重大的隐情。

    什么隐情?许敬宗称:“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  (《资治通鉴》卷二百)意思是说,韦季方企图勾结长孙无忌,陷害朝廷忠良和皇亲国戚,使朝政大权重新回到长孙无忌手中,然后伺机发动政变;只因事情败露,韦季方才畏罪自杀。案情发展到这里,当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朋党案的范畴,变成了性质严重的谋反案。而涉嫌谋反的主犯就是当朝太尉、天子舅父长孙无忌。

    很显然,许敬宗对长孙无忌的控告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诬陷之词。但是,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遗爱案,如今这起案件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许敬宗的手法,与长孙无忌当年一手炮制的房遗爱案如出一辙。也就是说,许敬宗是在照着葫芦画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时,高宗李治作出大惊失色的表情,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父遭到小人离间,小小的猜忌可能会有,何至于谋反呢?”李治半晌无语,最后让许敬宗再深入调查,以期掌握确凿证据。许敬宗不负天子所望,连夜突审韦季方,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禀报。他说:“韦季方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和长孙无忌一同谋反。臣又问韦季方,无忌是国之至亲,累朝受宠蒙恩,有何仇恨非反不可?韦季方供称,韩瑷私下曾经对长孙无忌说:‘当初柳?、褚遂良曾劝您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皇上必然对您也起了猜忌之心,太常卿高履行(长孙舅父高士廉之子,显庆元年十二月被贬为益州长史)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长孙无忌听韩瑷这么说,不免恐惧,于是极力谋求自安之计。后来他看见长孙祥(长孙无忌的族侄,由工部尚书任上出为荆州长史)又被贬谪,韩瑷等人也接连获罪,便日夜与韦季方一起密谋,准备反叛。”

    说完这些,许敬宗最后作出了总结陈辞:“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发现均与事实吻合,请陛下准予收捕,再依法处置。”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舅父如果真的这样,朕也决不忍心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乃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稍许延迟,臣担心变生肘腋,必将悔之不及!’于是,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贬为扬州都督,但并不让他到任,而是遣送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同时“准一品供给”,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两朝元老、二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

    离开长安的那一天,长孙无忌看见初夏的阳光把这座繁华的帝都照得一片明亮,宽阔的朱雀大街依然是一派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可他却要被迫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这座城市,带着孤独和屈辱,带着忧惧和彷徨,独自踏上这条山长水远的流放之路。“无忌富贵,何与越公?,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