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况、赵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争辩用兵之道

楚国春申君黄歇任用荀卿为兰陵县令。荀卿是赵国人,名况,曾经与临武君在赵国孝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道。

赵孝成王说:“请问,什么是用兵的要旨?”临武君回答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比敌人后发兵而先到达,这就是用兵的关键方略。”荀况说:“不是这样。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的道理就是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统一民众。弓与箭不协调,就是善射的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六匹马不协力一致,即便善御的造父也无法将马车赶往远方;士兵与民众不亲附国君,即使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善于使民众归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在于使民众依附。

临武君说:“并非如此。用兵所重视的是形势要有利,行动要讲究诡诈多变。善于用兵的人,行事疾速、隐蔽,没有人料得到他会从哪里出动。孙武、吴起采用这种战术,天下无敌,不见得一定要依靠民众的归附啊!”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之道和要统治天下的帝王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术、谋略、形势、利害。

仁人用兵是不能欺诈的。能够施用欺骗之术对付的是那些骄傲轻慢、疲惫衰弱的军队,以及君与臣、上级与下属之间不相和谐而离心离德的军队。因此,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或许还有使巧的一方成功,而使拙的一方失败的可能。而用夏桀的骗术去对付唐尧,就如同拿鸡蛋去碰撞石头,把手指伸进滚水中搅动,就如同投身到水火之中,不是被烧焦,便是被淹死。

故而仁人的军队,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出力;臣子对国君,下属对上级,犹如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犹如用手臂保护头颅、眼睛、胸膛和腹部。这样的军队,用欺诈之术去袭击它,与先惊动了它而后才去攻击它是一回事。况且,仁人如果统治着十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将布及百里;如果统治着百里的国家,他的耳目便将布及千里;如果统治着千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就会遍及天下。这样,他必将耳聪目明、机警而有戒备,和众如一。

因此,仁人的军队,集结起来,就是一支以一当百的部队;分散开时,就成战阵行列;延长伸展,好似莫邪宝剑的长刃,碰上的就被斩断;短兵精锐,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遇到的就被瓦解;安营扎寨,稳如磐石,顶撞它迅即遭到摧折而退却。再说,那些暴虐国家的君王,能依靠谁呢?他们所依靠的只能是他的民众。而他的民众爱我就如同爱他的父母,喜欢我就如同喜欢芬芳的香草。相反,想起他的君王,就好似畏惧遭受烧灼与黥刑,好似面对不共戴天的仇敌。

人之常情,即便是夏桀、盗跖,也不会为他所厌恶的人去残害他所喜爱的人!这就犹如让子孙去杀害自己的父母,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民众一定会前来告发杀害父母的不孝子孙,那又有什么诈术可施呢?所以,由仁人治理囯家,国家将日益强盛,各诸侯国先来归顺的则得到安定,后来依附的即遭遇危难;相对抗的将被削弱,进行反叛的即遭灭亡。

赵孝成王、临武君说:“对啊!那么,请问君王用兵,应该建立什么教令、如何行动才好呢?”荀况答道:“总的说来,君王贤明的,国家就太平;君王无能的,国家就混乱;推崇礼教、尊重仁义的,国家就治理得好;荒废礼教、鄙视仁义的,国家就动荡不安。秩序井然的国家便强大,纲纪紊乱的国家便衰弱。这就是强与弱的根本所在。

君王的言行足以为人敬慕,民众才可以接受驱使;君王的言行不能为人景仰,民众也就不会服从召唤。民众可供驱使的,国家就强大;民众不服调遣的,国家就衰弱,这就是强与弱的常理。齐国人重视兵家的格斗技巧,施展技击之术,斩获一颗人头的,赏金八两,没有斩首,打了胜仗也无赏。这样的军队,遇到弱小的敌人,还可以凑合着应付,一旦面对强大的敌军,就会涣然离散,如同天上的飞鸟,败亡覆灭就在眼前,这是亡国之军,没有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了,它与招募一群受雇佣的市井小人去作战相差无几。

魏国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拔武勇的士兵,选取时,让士兵披挂上全副铠甲,拉开十二石的强弓,身背五十支利箭,肩扛戈,头戴盔,腰佩剑,携带三天的食粮,半日急行军一百里,达到这个标准的,便为武勇之兵,即可被免除徭役,并分得较好的田地和住宅。但是这些士兵的气力几年后便开始衰退,而分配给他们的利益却无法再行剩夺,即使改换办法也不容易做得周全。故而,魏国的疆土虽大,税收却必定不多,这样的军队便是危害国家的军队了。

秦国民众生计困窘,国家的刑罚却非常严酷,君王借此威势胁迫民众出战,让他们隐蔽于险恶的地势而奋战,使他们习惯于战胜获奖赏,而战败便处以刑罚,使他们为此受到钳制。这样一来,民众要想从上面获得什么好处,除了与敌人拼杀外,没有别的出路。功劳和赏赐成正比例增长,只要斩获五个甲士的人头,便可役使乡里的五户人家。这就是秦国兵员多战斗力强长期不衰的原因。所以,秦国得以四代相沿不衰,并非侥幸,而是其必然性的。

故此,齐国善技击术的军队无法抵抗魏国勇武强悍的军队,魏国勇武强悍的军队无法抵抗秦国精锐进取的军队;而秦国精锐进取的军队却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军队,又不能抵挡商汤、周武王仁义的军队,一旦遇上了,势必如用薄脆的东西去打石头,触之即碎。

况且,那几个国家培养的都是争求赏赐、追逐利益的将领和士兵,他们就如同雇工靠出卖自己的力气挣钱那样,毫无敬爱国君,愿为国君拼死效力,安于制度约束,严守忠孝仁义的气节、情操。诸侯中如果有哪一个能够精尽仁义之道便可起而兼并那几个国家,使它们陷入危急的境地。故在那几个国家中,招募或选拔士兵,推重威势和变诈,崇尚论功行赏,渐渐染成了习俗。但只有尊奉礼义教化,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精诚团结。

所以用诈术对付欺诈成俗的国家,还有巧拙之别;而若用诈术对付万众一心的国家,就犹如拿小刀去毁坏泰山了。所以商汤、周武王诛灭夏桀、商纣王时,从容指挥军队,强暴的国家却都无不臣服,甘受驱使,诛杀夏桀、商纣王,即如诛杀众叛亲离之人一般。《尚书·泰誓》中所说的‘独夫纣’,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军队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就可掌握天下;军队尚能团结合作,就可惩治临近的敌国。至于那些征召、募选士兵,推重威势诈变,崇尚论功行赏的军队,则或胜或败,变化无常;有时收缩,有时扩张,有时生存,有时灭亡,强弱不定。这样的军队,可称作盗贼之兵,而君子是不会这样用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