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论

贾谊,是西汉时期不可多得的杰出的治国谋臣,“贾生才调世无伦”。可惜的是,才不尽用,年纪轻轻就忧伤而死,这不仅是贾谊个人的悲剧,也是汉朝国家的悲剧。“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在汉文帝刘恒时代,贾谊应时而出,年少而有才华,锐于进取,二十一岁时就为汉朝博士,每逢皇帝岀题讨论时,他都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离公卿之职还差一点点。汉文帝还想任命他为公卿,但遭到一班老臣的诋毁和反对,认为贾谊是“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汉文帝屈从了老臣的意见,觉得这帮老臣可得罪不起,而得罪一个才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疏远贾谊,将其贬出朝廷。或许汉文帝也有保护贾谊的意思,让其远离京师。贾谊后来因为梁怀王堕马而死,伤心自责,忧郁而死,悲哉哀哉!

贾谊首先有一颗为国事操劳的赤诚之心,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纵观贾谊一生,在朝廷任职的时间不长,也就是数年,但他只要发现朝廷在政策举措上有问题,或是发觉社会上有弊端,都是大声疾呼,和盘托出,从来不怕得罪权贵,不怕引起皇上不满,因而也从不隐晦曲折,而是一吐为快,动人心弦。

他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汉朝在表面平静的形势下隐藏着各种矛盾,潜伏着各种社会危机。因此,贾谊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悖理的事情就更多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后人评论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其次,贾谊才华横溢,具有盖世文章盖世才。贾谊的政论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评论时政,风格朴实,议论酣畅,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汉初政论文的最高成就。

他一方面吸取了战国时期的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密切关注“当今之务”,使其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经世致用”的特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他继承了战国之文“敷张文辞”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使其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耸人视听的特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毛泽东曾评论说,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最后,贾谊的上书、陈述,切中当时要害,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可谓治国之良策。例如,对于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的企图叛乱,是危害汉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他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是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而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

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无力造反了。后来,汉武帝就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有效地解决了诸侯王的问题。再如,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不堪。因此,他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

史学家班固曾评论说:“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王安石亦说:“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其说虽然有些牵强和为汉文帝“贴金”,但说明贾谊的一些建议和主张,绝大部分得到汉文帝采納,对汉朝的巩固和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些主张虽然没有被采纳,但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宋代文学家苏轼曾有著名的读史论文《贾谊论》,认为“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强调要“有所待”“有所忍”,要“自爱其身”,善于“自用其才”。其观点不可不谓新颖别致也得到后人的欣赏和称赞,但立论实在是有些偏颇。

首先,贾谊没有自用其才吗?不是。贾谊对于自己的才华,在有限的时空里,可以说是进行了超常的发挥,十数篇上书,可谓不遗余力,针砭时弊,针针见血!其次,贾谊是“志大而量小”吗?不是。贾谊的“志大”是事实,“量小”则未必。他的忧伤过度,则是表现了他对国事的关切,对梁怀王堕马而死的自责,他心中只有国家和君王，这难道说是气量狭小吗?这实在是心胸宏大啊!

相反,如果贾谊是只顾自己,受到一些挫折,就一蹶不振,吃饱了饭倒头便睡,不问世事和他人,还会得忧郁之症吗?最后,贾谊是“见识不足”吗?忍耐就能成就大事吗?显然不是。贾谊遇上了不温不火的汉文帝,既是有幸,也是不幸,即使是再等待十年八年,即使是那些老将都离世而去,汉文帝还是汉文帝,他的性格就能改变吗?他能够大刀阔斧地起用贾谊而大力改革弊政吗?未必如此。

他后来召见贾谊,向贾谊询问鬼神之事,不自知膝之前移,自以为过之,还是感觉到不如贾谊,他的心中哪有改革之事、民生之事?李商隐有诗讥讽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如此汉文帝,还能指望他在改革上有什么大作为?

而秦朝的商鞅能够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是等来的吗?是忍耐出来的吗?是待时了吗?是秦孝公在大力支撑他啊!可见,“忍耐”“待时”之说,作为一般的道理来说,是可行的,但用在贾谊身上,则是非常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