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中国文化的黎明(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3世纪)

  第4节 中国秩序的发展与重组—地方文化与融合

 

在公元前771年,西周王室覆亡,平王东迁,号为“东周”。从此到秦帝国统一,中国地区经历了500多年的转变期。这一段历史,传统上被切割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然而,这两个时期的变化,其实是一直线的延续,中间不必如此分割。这一时期,五霸、七雄的政治历史,一般古代史都有讨论,此处无须赘述。本文所关注的,毋宁是伴随着西周封建制度崩溃而衍生的一些现象。

西周覆亡,正如古籍所谓“礼坏乐崩”,意味着一套文化秩序的崩解,对于当代的影响,自然十分重大。为了探讨这一变化,我们仍须回顾西周封建制度鼎盛时的文化秩序。上一节曾经提到,西周封建制度,具有戍守与管理的功能,为了凝聚这一封建网络,西周的君权与宗族制度,实如一体的两面,而又由一套礼仪维持了封建体系的运作。这一套礼仪,包括分封、朝聘、祭礼、婚姻等各方面的礼节,也可说是封建体系内上层阶级共有的文化。西周分封的诸侯,出封时通常有周人、商人,以及随同赴封国的姬、姜以外的外姓人员,当地原有族群的上层,无疑也参加这些封国的统治阶层。一个封国的上层,应有相当复杂的多种成分,例如:鲁国有周人及商人、奄人三种成分;晋国有周人、夏人、商人及戎人多种成分。

周人贵族社会上层,有其共同的文化然而,经过四五百年的涵化,周人诸侯的上层,有了共同的文化。从考古资料看,墓葬中所见的列鼎制度由九鼎、七鼎、五鼎……单数排列,配上八簋、六簋、四簋的双数排列,再加上墓葬规模大小、随葬品之丰俭,都反映了相当整齐的层级规矩。各处出土青铜器皿,花纹大致有几套配合使用,铭文文字是一样的,铭文词句格律一致,反映的思想也相当一致。从《左传》引用《诗经》的情形言,周代的贵族子弟,彼此可以引诗赋诗,作为社交的媒介,或据以对当前发生的事件或牵涉在该事件中的人物进行批评、议论,显然贵族社会有相同的教材。《左传》引用《诗经》处,共有257条,以大、小雅为多,占了164条,而未见于《诗经》的逸诗,为数甚少,足见这一套上层社会的经典教材,内容已相当固定。如果结合青铜铭文及古代经典看,周代封建社会的上层,因为君统与宗统的叠合,政治伦理与亲族伦理也为此合一。于是,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规整为忠孝仁信礼义……诸项德目,成为封建社会理想的行为规范。凡此,都可归属于周代封建层级系统的上层文化。

社会变动实质上重组了原有封建体制的秩序

东周只是西周名义上的延续,实际上东周的君权已不再能控御东方庞大的封建网。礼坏乐崩,不是形容仪节的失落,也不是政治权威的衰退,而更意指文化秩序,的解体。春秋时期的诸侯,在政治上,拥有相当的自主权,王室已不能控制诸侯。于是,春秋时期的前半段,各国之内,也有其权力下放的分封,几乎是西周封建亲戚的地方型翻版。到春秋中期,鲁有三桓,郑有七穆,齐有国、高、崔、田,卫有孙、宁,晋有六卿……各国之内,都有了次一级的封君——卿大夫。春秋中期以后,政治权力又下降到这些卿大夫的属下。相对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不论是公子王孙,还是卿大夫的家人部属,失势之后也就丧失了社会地位与经济资源。二百余年的社会变动,实质上重组了原有封建体制的秩序。这些失势的原有上层阶级分子,就带着其原有的文化,沦于社会中下层。

孔子是失势贵族的一分子

孔子就是这一类失势贵族的一分子。他的七世祖是宋国的正卿宰执,六世祖是宋国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流亡在鲁国的父亲不过是以武艺勇力著称的武士。孔子自已是庶出的孩子,只是鲁国的“士”一级人员,位置在官民之间。孔子这一类人土,不再是统治阶层的一员,却又娴熟贵族的文化。于是,这些人士遂将上层文化,传播于社会的中下层。孔子是其中最堪注意的一位失势贵族,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再阐释,上层文化理想的伦理与道德,遂获得新的普世意义。

新富人以财富取得地位,发展另一文化

伴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不但在伦理道德方面,上层文化逐渐下达,经济结构也有所变化。相对于庄园制的农业经济,春秋战国时期,新开发的资源不少,资源也趋向自由流通,都市化与商业化孕育了前所未见的新富人。他们以财富取得社会地位,也因此而能从旧日上层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另一文化。

兹以山东齐国青铜器的演变为例。齐国以姜姓大国,分封在山东半岛。由于齐桓公是春秋的第一个霸主,齐国富实冠于一时。齐都临淄,是春秋战国最富庶的大都市。田氏能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国君,也与田氏善于利用经济资源,厚植自己的政治实力有关。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青铜器皿,在山东各处出土者不少。大致可见的趋势,齐器中的礼器越到晚期越少,日用器则相对地日益普遍;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也越来越多姿多彩,并且越晚越多装饰性与趣味性。这一趋势,可以视作文化的世俗性色彩代替了礼仪性,也可以说是由神圣性走向庸俗性的时代风尚。齐地青铜器所反映的趋势,其实也可在其他地区见到,这一趋势,毋宁是和封建解体相应的。春秋以后,齐国墓葬中,常有人殉——以人殉葬。周人改变商人的人殉,是商、周礼制的大不同处。齐国忽然又出现人殉,也许正是东夷用人为牺牲的旧日习惯,在周制崩坏后,再度浮现了。

文化交融具有两元特质:主流性和地方性

从另一角度言,封建上层文化,曾有其相当程度的同构型。举例来说,北方诸侯,不论何处的礼器,基本上,都呈现一致的风貌与规格。春秋战国的礼器,则逐渐出现各地的地方色彩。燕国位在北方的边远地区,又长期与中原隔离,其礼器风貌,遂有北边戎器的色彩。晋国的封地,原在汾水下游。春秋时期,晋国逐渐扩展,晋文公以后成为春秋霸主,维持霸权逾百年之久。晋国在三家分晋前,疆域所及,早已包含山西的不少戎狄族群,公室颇与这些土著通婚姻;更不论战国的三晋,奄有北方不少族群,也因此接纳了不少异质文化。三晋制度,颇多融合华夷之处。最后,赵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为著称于史书的文化转变。

地方化的趋势,也有逆转的个案。战国时期,位于今日河北的中山国崛起,成为北方的中等强国。中山国是由鲜虞族建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文化遗存,当然有浓重的戎狄色彩,帐幕、行炉……都显示其北边行国的文化本色。然而,中山国国君夫妇的墓茔,则完全按照周人贵族的体制建造。这一个例,因为有了相当数量的考古数据,使我们得以窥见其文化交融的两元特质。在其他地方文化或族群文化较强的地区,当亦有强势的华夏文化与土著文化并存的类似现象。

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社会上层文化的下达,浸润于社会下层,使得周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相伴而来的,又有各地地方性文化露头的现象,以及都市化与商业化导致的世俗性文化。北方如此,南方也如此,后者的融入中原所代表的华夏文化,当于下一节讨论。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文化,上承商周文化的传统,下启秦汉统一中国后的文化融合与透浸。主流文化的同构型与地方文化的异质性,长期共存,而且互相刺激。理想文化的神圣性,也与日常文化的世俗性,并行而不相悖。这两股发展的趋势,又互相纠缠,形成中国文化的复杂与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