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第六节南方的兴起—长江流域的发展及其与中原的融合

 

中国地分南北,秦岭淮河线,划分了黄河与长江两大水域,南北的生态环境迥异。自古以来,两个区域的文化也各有传承,各有风貌。新石器时代,北方发展了以粟黍稷为主的农业,南方则是稻米为主的农业。北方的建筑,以夯土建筑为主,南方则是以木结构加上草泥糊墙为常见。凡此差异,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在在都可见到。

当然,南北文化之间,也不是全无交流。举例来说,起源南方的稻米,在北方早期粟黍稷农业文化——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也一样发现了稻壳的遗存。同样的,粟黍稷的分布,也深入南方。要论文化水平高下,南方良渚文化,有过广大的礼仪中心群,反映南方有过相当复杂的社会组织,足以动员巨大资源,创造一个惊人的古代玉文化。最近,湖北发现了不少古代城址,也是可能发展为国家形态的指针。只是,在商周发展为北方巨大的政治体时,南方并没有出现同样规模的大型政治组织。北方有了周代的封建制度,更将经济资源、人力资源,都由一个以殷文化为背景的政治秩序,统一整合为人类历史上仅见的古代文明。

南方被吸入北方的庞大组织,走过了漫长的过程,终于在秦汉大帝国的结构下完成中华文明的体系,其中有地方性的差异。然而大致言来,中华文化有相当程度的同构型。本节即是叙述这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步步开展的过程。

周人封建网的南向发展,发轫于周初。《诗经》的《周南》与《召南》,即是反映了周初的南国。在周人封建的时候,南方的诸国先后分封在淮上与汉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皖北、苏北),亦即南北相接的地带。今天该地区,仍是兼具南北生态及风俗的地区。然而,周人的封建,虽有可能点状地更往南开展,却始终未能深入长江两岸,更不论江南与岭南了。

西周时代的长江北岸,是云梦与彭蠡两大湖区,湖泊众多,河流纵横,水域面积远远大于后世所见。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自有其文化发展的谱系。在春秋的典籍中,南方的居民是江汉流域的百蛮与更在南方的百越。百蛮——这个集体的称呼,并不代表真正的族群,是春秋楚国的主要族群。百越则是指春秋后期至秦汉的华南族群,包括闽越、东瓯、骆越、西瓯等。这些人群,在体质人类学上及语言人类学上的意义,至今仍待界定,此处也不能玄测。

南方力量的崛起,由楚国立国始

南方力量的崛起,是由楚国立国开始。春秋时期之初,鲁桓公时代,楚国的活动已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记载。固然,商人卜辞中有过“楚”,据说周人伐商时,楚人也曾参加。但是,凡此楚人或楚国,是否能与春秋崛起的楚国画上等号,仍不能确定。楚国王室姓芈,属于祝融八姓之一。古代的所谓“姓”,其实不同于我们今日理解的亲缘组织。“姓”毋宁是一个族群的共同名号。祝融八姓是八个族群,以一个同母诸子的传说,结集为联盟。这个传说中,六个孩子有的是生自母亲的左胁,有的是生自右胁,勉强凑合成群的痕迹,显然可见。另外两个族群是后来依附的,成为八姓。祝融集团的活动区域,在河南山东之间,也是北方的族群。春秋时期,祝融八姓还有一些小国,分散在上述地区;楚国王室的芈姓,则是移徙到湖北北部汉水上游一带,结合了当地的若干百蛮族群,建立了楚国。

我们不知道这一族群移徙的经过。不过,除了祝融集团以外,山东一带的徐、舒族群,也向南移徙,终于分布于今日的安徽与江西。我们可以猜想,上述两个集团,本来生活于北方,但面对商、周大型国家的兴起,那些族群在凝聚为大型国家的过程中,就被商、周的强大势力打散了。其中有一部分屈从于强势的大国,成为附从的小国,纳入封建秩序之内;另有一些则向南迁徙,另谋出路。芈姓的一支,移到百蛮的地盘,竟结合了当地的土著,建立南方的第一个国家,甚至逐渐成为南方的大国。它不仅整合了江、汉之间的族群,还向北扩展,吞灭汉上与淮上的周人封建诸国,终于还能北上争取霸权。

霸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文化内容因而更为丰富

楚国北上争霸,引发了北方诸国的抵抗。齐桓、晋文以下的霸主制度,由此而起,代替了周人的封建制度,改组为列国体制的新秩序。南北对抗,激发了双方的潜力,各向后方推展。楚的东方,遂有吴、越的兴起,并且吴、越也在南北斗争中,被收纳为中国文化体系之内,终于使中华文明扩及于江南,也添加了东南的新成分。整个南方发展的过程,不断由对抗而交流,由接触而融合,是一个文化扩展的辩证过程,周边的范围为之扩大,内容却也因此而丰富。南北对抗与迎拒,其中的战争与和平,一般古代史多有叙述,无须赘述。此处应  了予注意的,则是中华文明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

楚人吸收了北方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

首先,为何北方先行一步组织了大型政治体,却不能向南伸展,而在南北对抗的过程中,以北方的典章制度改变了南方?南方气候温和,水土肥美,是以物产丰足。楚国藉南方的资源,足以颉颃北方,但是楚国终于只能进入中华政治体系,而不能独树一帜。此中原故,可能即在北方已有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以先行一步的优  /势,使楚国必须采用同一文字系统,以组织国家。近来考古出土了不少楚国简牍,其字形句法均与北方文字相同,若有差别,也大多只在借音部分。由此看来,中国文字系统,延续下来的只有一套,南方袭用北方文字并无困难,可能即因中国文字是以视觉辨识字形,不同于拼音字母之因语言而有变化。

于是,由这一套文字系统,楚人吸收了北方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然而,楚人本在北方之外,不必遵守北方正统的观点,遂能在接受之时,也自行发展主流观念之外的修正。

楚国的政治制度少有累世专政的世家

在制度方面,楚人兴起于周人封建解纽之时,北方礼坏乐崩,各国个别发展了自己合用的政治制度。只是,北方诸国虽能改革,还是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的习惯。举例言之,周代封建亲戚,政治与宗法互为表里,于是,春秋时代,各国都有卿大夫世家仍以宗法习惯专政,实质上呈现为次一级的封建化。楚国的政治制度,则除了王室之外,少有累世专政的世家。楚国兼并汉上诸侯,却不再封建亲戚,传世不替。相反的,楚国派遣管理新获领土的县公,虽有在辖地的治权,却是由中央任免,相当于后世所谓的“流官”。这一最早的“改土归流”,实为郡县制度的嚆矢。我们竟可说,楚国制度已稍近于君主政体,而不是封建领主。

南方的思想文化融合了北方的文明特征,使内涵更丰富,生命力更强劲

在思想方面,自孔子以下,北方的思想当以儒家为主流,墨家思想是儒家的对立与修正。春秋晚期以至战国,足以与儒家抗衡的学派如老庄及农家,或儒家的修正如苟子,或今日出土简牍中的孟学别派,都发生于楚国范围内。这一现象本是边缘文化以其自由与活力,反馈于核心主流的例证。

在礼制方面,楚国与北方诸国折冲交涉,学会了北方的仪节,也学会了诗书。然而,今日出土于南方的楚器、蔡器(所谓淮式)青铜礼器,自有其南方的特色,呈现南方的风格。楚国的漆器与彩绘,今日已出土不少。这些南方艺术的特色,大致是柔和曲折,不同于北方的刚强拙直。吴、越艺术品,也有其各自的风味,例如越国铜剑上的纹饰与铭文,都不同于北方,也不同于楚风。

南方的语言,形之于文字,由于散文说理未必能显露地方色彩,但诗歌抒情,多为可吟唱的韵文,必难掩藏当地文化的特色。楚国发展的辞赋,即与北方的《诗经》大为不同,多了不少拖长的字音,也用了当地的表现方式,例如香草美人的比喻。《楚辞》铺陈与夸张的作风,开启了汉赋的手法。汉代乐府,适于发声歌唱,其性质也近于楚辞越讴。《楚辞》中的云中君、山鬼、湘君、湘夫人、土伯……形象,都与北方神?的形象、功能不同。后世道教的神廷,也近于南方传统,而北方神?则成为性格模糊的观念神。

总而言之,南方的开发及其融合于北方的文明,使中华文明的内涵更为丰富。南方的文化传统,一样源远流长,其生命力强劲,不下于北方的系统。因此,南北交汇的后果,是两套系统的焊接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