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中国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一公元2世纪)

 第1节 普世国家体制 

 

中国开始蜕变,从中原的中国不断向四周扩展,成为中国本部的中国。秦汉帝国的铡度,建立了“天下国家”体制,而精耕农业、市场网络与文官组织,也成为中国文明的特色。由于普世帝国的稳定性,中国在历经一次又一次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对抗后,仍能延续而不崩解。同时,新进的佛教挑战了儒道体系,这外来的信仰终于融合在中国文明之内。

第1节 普世国家体制

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占据了一个划时代的位置

秦王政,循秦国三世经营征伐。公元前230至前221年,十年之内,吞灭六国,终于统一了当时中国文化涵盖的地区。在他治下,确立了郡县制度,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占据了一个划时代的位置。

战国时代,战国七雄都有清楚的边界,各自坚持自己的主权。它们的人民对自己的国名,也有清楚的认同。这样的领土国家,与前期封建制度的封国有很大的差别,在性质上,其实已与起源于欧洲的近代主权国家理念,相当类似。秦始皇在全国建立郡县,其实也只是延续战国以来各国已纷纷进行的政治改革。秦帝国无非是将基本结构类似的七个国家,合并为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已。

秦帝国本质仍是秦国的延续

秦帝国的本质,仍是秦国的延续。始皇自择“皇帝”的称号,只是将周代的王号,升了一级。改制度,以六为数;尚黑色,则是五行家宇宙秩序中,秦自以为代表的秩序。皇帝秉承天命,仍与天子受命的观念相当。秦代的地方官吏,多以秦国的军人担任,这是征服,不是包容。始皇生前治陵,庙寝东向,秦陵兵马俑的阵势也东向布置。碣石离宫与芝罘相对,宛若帝国的东门两阙。始皇出巡五次,于中原地区,只是路过,其行程重点,都在边缘地带:陇西、碣石、会稽——似乎都在确认帝国的边界;秦筑长城,绵延北疆,也是确认边界的意义。凡此诸种现象,显示秦帝国是一个有边界的政治体,还不是真正包有六合的普世天下国家。

我界定的天下国家,比如古代的罗马、波斯,以及此处讨论的古代中国,是指当时观念中把全部人类世界都当做一体,从中央到地方,只有主权的委托,而没有主权的分割。在当时的观念里,天下国家是从天边到天边,其中只有统治权的顺位,没有边界的区划。从传世琅邪刻石的铭辞看,秦始皇又自居为六合之内的共主,“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隐含了四方、四海……诸意,代表了天下国家的观念。这些观念,将于汉代有更为具体的发展。

汉代中国政权逐渐走向开放

汉初制度,承袭秦制,未有十分显著的差异。经过四代休养生息,至汉武帝的时代,汉皇朝才在各方面界定中国是天下国家的普世性质。

汉代中国的政权,逐渐走向开放的方向。刘邦起于平民,并无自己原有的基业,因此也就没有以一隅征服整个中国的心态。在汉初,功臣集团及宗室构成一个统治阶层。天下的二千石,大致出自这一集团,丞相也出自列侯。汉制,非军功不能封侯,这是一个封闭的团体。高帝吕后,削平异姓诸侯王,全国除长沙国王吴氏之外,只有刘氏子孙分封各地。七国之乱后,宗室也渐渐失势。于是,汉代的中央及地方官吏,都由别的途径晋用,不是恩荫,即是察举。统治阶层遂是开放的,

汉武帝时代,察举尚未制度化。然而,朝堂之上,有各种不同出身的人物;地方长吏,有当地的贤豪,甚至由当地人士出任二千石(例如,会稽的朱买臣)。汉承秦制,边郡有“道”一级,亦有属邦,治理新开辟的地带,首长常是土著领袖。西域各国,只有都护监督,西南夷及匈奴,都有所谓“归义”的豪酋。这一制度,沿袭为唐代的羁  [縻州府,明清的土司;中国的政权,因此常有一个主权模糊的地带。这是天下国家与  1主权国家之间,明白可见的差别,而其系统化结构,则肇始于汉代。

因此,汉代对待四周邻居的关系,不是划境自守,而是开放。长城是防御线,却不是天下国家的边界。和亲政策,常与文化侵略配合;招降收抚,更是战争的目的。上述模糊的边界,也不断移动。在外缘的边地,属国逐渐汉化。在内地有些地区,经由土著的汉化,或汉人的移殖,中国的文化与政治权力同步地填实了原有土著居住的空隙。自汉代以后,中国的土地人口,不断扩张,基本上依循同一轨迹进行。

四百年的长期安定,汉代各地区之间,人才、观念与物产,都经过不断的流动与周转,各种资源匀散于全国各处,形成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容。于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至今称为“汉文化”。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即使渊源不同,也自认为“汉人”。这个名称,在汉代政权已经终结之后,仍旧长期沿用,以至于今。

汉代皇帝制度与秦代相比有两处不同

汉代的皇帝制度,与秦始皇设计的皇帝制度,有两项不同处。一是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相当专业的官僚阶层;而这一阶层,相对于世袭贵族,又是开放的,可以不断吸纳有用的人才,相对程度地保持一定的质量。这一文官集团,经由察举制度,也相当程度地代表地方参加中央政府的统治机制。以此特质,汉代的文官政府对于皇权,有时是共生互利,有时又是对抗制衡。汉代许多制度的发展或政治事件,与皇权、文官两者之间紧张有关,

汉代皇帝制度的另一特色,则是皇权不能避免更迭的观念。秦始皇盼望自己是始皇帝,从此以后二世、三世,可以至千万世。西汉的皇帝们,却不断面对天命更迭观念的困惑。五行相生相克,阴阳不断交替;凡此观念,都加强了天命靡常的含义。儒生为主体的汉代文官集团,以这一政权轮替的规律,作为制衡皇权的武器。同样的,儒家政治体系,也因此无法避免政治化的倾向,不能构成一个单纯的学术传承。然而,汉代挑战皇权的思想,却未能在中国历史上继长增高。东汉结束以后,文官制度仍与皇帝制度共存,由于东汉禁止再讨论谶纬之学,皇权更迭的观念不再具有道德的约束力,以节制皇权。

秦汉庞大的帝国体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正如任何复杂系统,其中核心与边缘、上层与底层,以及不同平行的次级系统之间,都会有不断的调适过程。秦代的政治权力,十分坚实,独占了资源,但也浪费了资源。秦代祚命短促,汉代不断以此为戒。

开放性与复杂性

汉初的贾谊、陆贾……无不以秦亡为讨论的主题。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势力消长,也常为汉代历史的重要课题。强干弱枝,常是中央政府的策略;但是,一旦中央核心有了问题,地方势力即会向中央挑战。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之间,有其紧张关系;农村的农业与城市的工商业之间,也有其紧张关系。汉代的社会与政治之间,有对立,也有互济。家族组织为前者的主要成分,更是与政府冲突的焦点。

总之,秦汉中国,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终于形成大一统的格局。这一庞大的复杂体系,因其中的开放性,而有不断扩张与调节的空间。然而,也正因其可以调节,而加强其复杂性。开放性与复杂性,使中国的皇帝制度与天下国家,经常呈现调适的不稳定及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