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3、中国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一公元2世纪)

  第2节 精耕农业与市场网络

 

劳力多,耕地少,形成精耕农业

中国文化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当以游耕为主;商周时代,农业生产形态的发展行程,各地参差不齐。春秋时代,领主的庄园生产,隶农为主要劳力,生产积极性不会很高。周代封建制度崩溃,庄园经营制的农业之外,也随之而有小农的独立农业。不论是庄园解体释放的佃农,还是垦拓山林取得耕地的自耕农,农户生产所得,减除赋税,都归农户自有。于是,农夫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一方面愿意投入劳力,以求更多收获;另一方面也尽力改良农具的效率,提高土地的肥力,以求更佳的生产率。

这一发展趋势,在战国的文献资料中已渐有端倪,例如《吕氏春秋》即有讨论土地肥力、作物密度……—等诸种项目的章节。凡此发展,终于形成劳力密集的精耕农业。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当是精耕农业出现最早,也延续最久的地区。秦汉时代,因为各地生态条件及文化水平不同,农业技术也自然有地区性的差异。汉代休养生息,人口增殖不少,有些地区,例如关中、黄河中下游、山东半岛……人口相当密集,每人平均可耕地的面积,相应的也比较窄小。劳力多,耕地少,必然会发展劳力密集的精耕农业。

精耕农业的诸项要求

精耕农业在生态方面,要求足够的水分与良好的土壤,有灌溉、施肥、改良土壤……在农具方面,要求精良的质量及专业的功能,有犁铧的改良犁,播种的耧车,不同形式的锄、镰……在工作方面,要求有效使用土地及充分利用生长的季节,有套种、轮种、深耕、细耘、中耕除草………,在作物方面,要求高产优良品种及作物种类多元,有选种、育种及引进新品种……汉代最为发达的农业地区,农夫大致已针对上述要求,有了相当程度的成就。

西汉的“代田”,即是尽量以农田田间管理,精细地规划垄沟间距,并不断以沟土填垄,以收培护作物的功效,并可有良好的通风与灌溉。下一次作业,则以沟为垄、以垄为沟,垄沟易位,又不啻就地轮作;加上轮作、套作,则更可不断改良土壤肥力。区种则是肥力密集,劳力密集,使小面积土地,能有高产的功率。区种是相当特殊的耕作方法,后世的果蔬园艺,不再有区种之名,但遵循相同的原则。“代田”的耕作,在后世也成为例行的方式。

精耕农业要求投入大量劳动力。在农忙的季节,投入的人工尤为密集的巅峰。忙季与闲季之间的劳力需求,既有相当差距,农家就必须储备足够的劳力,供忙季之用,又要有足够的非农工作,吸收闲季的多余劳力。汉代的血缘组织,可能即是以大家族的形式,构成一个共同体,以储备大量的劳力。男女分工,所谓男耕女织,则是以妇女为后备劳力,于农忙时从事农作,平时则操持家务,也生产以纺织为重要项目的农舍手工业。事实上,农事稍闲时,男子也将多余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手工业生产,以博取非农项目的收入。汉代的农舍手工业生产项目,与后世的农舍相差不远,其中包括纺织品、工具、陶器、食物加工,以及地方性土产。

畜养禽畜,是农业收入的重要项目

畜养家禽家畜,也是农舍收入的重要项目。汉代养猪的猪圈及养鱼的鱼塘,均附属于农舍。牛羊狗鸡,当然也是农舍畜养的六畜之列。中国农村,除房舍之外,一切土地,均用于耕种,却没有欧洲农村保留为牧地与林地的土地。中国农夫只有养畜于家宅附近的动物,动物性蛋白质的供应,不如欧洲的农业。因此,中国人的食物中,主要依靠豆类与麦类,提供营养所需的植物性蛋白质。这一选择,使中国的农业,中国人的食物,及田野的生态,均呈现自己的特色,迥异于欧洲,却又蔓衍于东亚各地,形成东方型的农业。

农村成为手工业产品的主要产地

精耕农业与农舍手工业之间,相辅相成;前者提供食粮,后者补足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农舍手工业的产品,也可以作为商品,为农户多了非农业性的收入。战国到汉初,城市经济相当发达,《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富人,颇多由工商业致富。汉武帝时代,政府采取压抑工商业的政策,征敛重税,以致城市作坊生产的工商业大受打击,中家以上,大多破产。于是,农舍工业的商品,填补了市场的需求,成为一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者。这一转变,的确符合重农抑商的政策,使中国长期以农村为商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迄于晚唐五代,作坊生产再复见,始有显著可见的变化。

流通机制和经济交换体系的建立

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品,散布于广大的农村,必须有集散的机制;各地地方性的特产,也须有流通机制。为此,商品营销与流转,遵循道路运送,市集交换集散,遂构成一个经济交换体系。在《汉代农业》一书中,我即以此为主题,讨论汉代农业性市场经济系统的形成。这一经济体系,建立在逐级集散的市场网,并有相应的道路网络,联系各处的市集与城镇。地理学的中地理论,及杨庆、施坚雅提出的市场经济与市场网,都讨论相似的现象。

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已有一个干线道路网。《史记·货殖列传》即已有相当清楚的描述。这一道路网的干线,以长安与荥阳为两个中心,联成一条中原地区的东西干线。西侧有联系河套的直道、南向四川的褒斜道与子午道;中间有北达晋北,南走南阳、荆州(汉水—长江,的南北大道;东侧有太行东麓的大道及南下直入长江下游的大道。东西干道东端入山东,西端入河西走廊。四川的干道,在通西南夷之后,又可进入西南;中线的南向大道路,过长江进入华南;东侧的南线,则过了长江下游,分别进入今日的江西与福建。

由市场网形成道路网

汉代的大都市,全都在这一网络的干线道路上。由干线分叉,则是各地区性的道路网络,例如成都平原即有其以成都为中心,辐射四方的道路网。这些道路上的连接点或终点,即是郡、县所在的城市。在各地城市,又各有其道路网,联系各处的乡聚。乡聚之下,又有分路叉道,通往大小农村。道路网的密度,相应于人口密度,而有不同。这一庞大的交通网,随着时间,有所变动。但是,其中干道的路线,至今仍是公路铁道及重要水运航线。

中国各地,经由市场网,有商品的集散与流通。市场网依附于道路网,以经济交换功能,将中国凝聚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其整合的坚实,竟可超越政治权力的统合。遵循同一个道路网,政令由此传达各处,讯息由此上通下达,人才也由此周流于中央及地方。在道路网络上,干道所经,取精用宏,掌握的资源、人才及讯息,最为丰富。相对而言,离干道越远,上述各项资源也越为贫乏。穷乡僻壤,远离大路,居于网络的末梢,即使在中原地区,也与边地同样穷困闭塞,资源不足。这种大路之外的末梢,可称为网络的隙地。

网络的隙地最不稳定,形成诸多农民起义

可注意者,隙地可能直线距离,离城市不远,却形同化外,往往为政令之不及,教化之不达。相对于中央,即在内地,也是边陲。上一节所谈的天下国家体系,因其庞大复杂,其实不是经常处于稳定的状态。边陲与隙地,即往往是庞大复杂体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秦汉历史上,农民揭竿而起,其冲击可以颠覆朝代。这些农民的起义,陈胜、吴广起于云梦,新市绿林起于南阳乡聚,所谓“大泽中”或“离乡聚”都不在大路上。五斗米道起于汉中山区,黄巾初起于青徐的农村……他们起事时,官方可能一无所知,到星火燎原时,已难以措手。然而,起事的农民军,若不能进入道路网络的干线,也大致不能成事。重要的决战,通常也在干线大道的战略地点进行,以决定农民起义的成败。

秦汉时代发展了精耕农业,也由此发展了以农舍工业为商品生产基地的全国性市场经济体系。庞大的市场网,依托于一个联系全中国的道路网。在这一个巨大的网络上,僻远地点成为边陲,而边陲的隙地,则是网络系统最不稳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