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第5节北疆游牧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接触

 

本节所指的北方,包括蒙古大漠南北草原与新疆天山南北及内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居民,并不相同,只是相对于中国本部而言,这些地区的文化有其草原文化的特色。

农耕与畜牧共存

一般人以为,草原上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其实,游牧生活,也是逐渐发展的特殊经济形态。农耕与畜牧,都是人类生产食物的方式,由此始得脱离采集食物的阶段,生活资源始得稳定。农耕与畜牧也往往共存。中国传统的农家,除了耕种栽培作物,必有六畜,至少畜有猪、鸡两种食用动物。欧洲的传统农村,通常兼有农地、牧地,甚至林地;栽培、畜养与采集,三种生涯,同时并存。内蒙及新疆草原上,除了牧养牲口,也往往有小规模农业,栽培耐旱的作物,例如麦(一种裸燕麦)。

蒙古与新疆的游牧,移动距离也不一样,其理由则在蒙古地区气候更为寒冷干燥,牧草的生长缓慢,无法迅速再生长,持续供应牲口食料。游牧生涯是为了适应作物生长期短促的生态条件而产生的。人类中的一部分人群,当是在优良生态环境被别人占尽之后,才发展这一形态的生产方式:由食物生态链上的中间一环(亦即能长程走动的牲口),不断移动,寻找其前一段的环节(亦即牧草)。

游牧文化的远祖在四千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

蒙古地带有其细石器文化的传统,即是以渔猎为手段的采集食物方式。蒙古地区新石器文化的遗址中,农业的出现,比较迟晚,而且滞留在相当粗放的初级农业阶段。游牧的生活方式,可能是在面对农耕族群扩张,使居住在今日农牧交接地带的人口,被挤在生态条件较差的地区,不得不改变定居农耕,转而驱赶牲口,追逐水草而居。内蒙赤峰附近,敖汉旗的英金河一带,考古发现一系列的堆石堡垒,是距今四千年前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苏秉琦认为,这些建筑隔绝了两种不同生活的人群。这一条防卫线,恰是落在后世农牧交接转移的地带,亦是后世长城线上。因此,东亚地区的游牧文化,其远祖可能即在距今四千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

游牧生涯,移动距离长,移动频率大。于是一群牧人与另一群牧人之间,即可能不断接触。经由接触,各地的产品、生活数据(例如工具)、语言、思想观念,也都会因此而不断交换,终于在欧亚草原的广袤空间,不同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语言及信仰,都会大同小异。有此条件,于是草原上的居民,可能聚集为较大的族群,有时甚至结合为庞大的军事团体,秦汉时代的匈奴,可能即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后世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则是另一次草原族群的大结合。除这两个例子外,北亚与内亚的游牧族群,时聚时散,不断组织了迅速移动的武装力量,对抗邻近的农业国家。

西域有居国与行国两种政治组织

今日新疆的族群,有城居的维吾尔人及草原上放牧的哈萨克人。在汉代,当张骞与班超进入西域时,西域也有居国与行国两种政治组织。大致言之,居国是绿洲上的城邦,务农为生;行国是草原上的部族,放牧为生。西域的生态环境,相对于蒙古,比较良好,因此其游牧族群不必跋涉长途,即有水草。西域的人群组织形态,当是分散的许多族群,中间又有城市点缀于绿洲,农耕、游牧两种不同形态的组织,犬牙交错,不具蒙古草原上游牧生活的同构型,因此不易出现匈奴型的游牧大帝国。两汉开辟西域,也正是藉绿洲城市国家之助,始得以断匈奴的右臂。这些绿洲的城市,形成交通路线上的固定据点,遂能一站一站传递,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丝道,联系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大国。

东西交通路线并不只有丝道

扩大地看,东西交通路线,并不只有由河西经西域的丝道一线。北方也有一条沿着内蒙古草原直达天山与乌拉岭的大道,其东端深入今日的东北与西伯利亚,向西直入今日俄国,也可南下抵达中亚诸国。这条道路,毋宁是更为古老,也更为直接的交通路线。在丝道未开以前,东亚、内亚、欧洲地区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大多是在这条道路上,以接力的方式,一站一站间接联络。人类以驴马驾车,最早见于两河流域,然后分别传播于东亚、南亚、北非与欧洲。中国地区始用车辆的最早年代,尚待论证,大致是距今四千多年前;车辆传入,最为可能的路线,即是沿这条北方草原的北路,进入东亚,进入中国。冶炼青铜与铁的知识,大约也是沿这条路线,间接传入东亚。

此外,还有一条西南丝道,经过川、康、云南的纵谷,连接今日青海的草原,与丝道衔接,南向通往今日的缅甸、印度。这一条道路,跋涉山川,不易行走,但仍有作用。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时代相当于殷商,其青铜面具有中亚风味,而出土的贝壳,则是南方海产。相当于汉代的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文化遗物,则草原风光明显可见。张骞见到的蜀地产物,可能即经由此道传去印度。

经过这些通道,中国与中亚、内亚及南亚,已多有来往,间接也与西亚、北非及欧洲,有了接触。族群的进退移徙,至少就中国西、北两方的域外,每有彼此之间的影响。新石器时代,河西走廊上,中国地区的文化,逐步向西推进。在北面,后世长城线上,中国地区族群,也一步一步推向草原。王国维考订,俨狁、荤粥等北方族群,即是匈奴祖先,但是这些族群的活动地区,都在今日山西、陕西的北部,犹在长城线以南。春秋战国时代,秦赵燕代,都向北开拓,将中国文化族群的北界,更为推向北方。匈奴游牧帝国,是在中国的压力下,逐渐聚合匈奴、东胡、丁零……等族群,合而为横跨蒙古地区的庞大势力。在中国的西陲,大月氏原来居地是在今日甘肃一带,承受不了中国文化族群及匈奴族群的压力,才西徙于内亚与中亚,日后建立了中亚的贵霜王朝。这些迁徙,都有其连锁效应,一处动,别处跟着动。到了东汉,匈奴为中国击溃,其残余西迁,一步一步吸收所经之处的土著族群,终于成为欧洲的大威胁。匈奴王阿提拉(A,式4-453在位)兵临罗马帝国,已是匈奴离开蒙古故地四百年之久了。这一族群移徙,后波逐前浪,牵动整个欧亚大陆的族群分布图。欧洲史上的蛮族入侵,即是这一串连锁反应的后果,

族群间的频繁接触带动贸易和文化交流

除了战争之外,族群之间的频繁接触,即使是间接的,也带动贸易及文化交流。大家熟知的丝道贸易,原是中国开发西域的后果。从汉代开始,中国不断输出丝绸,输入西方产品。葡萄、胡葱、西瓜之属,成为中国的常用食物;胡琴、眩戏(即今日的魔术)……成为中国生活中的常见事物。这些都已在一般史书中有所陈述,此处不赘。

饮食文化革命:麦子成为主食

本文拟稍多陈述的事迹,是一般史书着墨不多之处。例如,中国地区的栽培作物,原以黍稷稻粱为主。麦类作物,源自西亚,进入中国地区,为时已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在东汉之前,中国人处理麦类食物,基本上是以粒食为主,或蒸或煮,炊成麦饭。到东汉时代,中国人先前从西域学来的粉食方法已经十分普及了,于是东汉出现大量水碓、水磨,都是为了将麦粒击磨成粉。东汉末季,文献中常有汤饼,亦即今日的面条,不是今日的大饼。胡饼则可能即是烘焙的面饼。这一饮食文化的革命,逐渐由大麦、小麦与黍稷粟粱并列,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食品。

西方疾病进入中国

另一项文化交流的后果,则是有些西方疾病进入中国地区。东汉多大疫,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瘟疫,遍传南北。公元1世纪末出现的大疫,死人无数,其来源可能是在西边丝道上的军队,将疾病带人中国。同一时期,罗马也有安东尼大疫),也是由在东边与安息作战后回去的军队,将疾病带入环地中海地区。一东一西。两大疾疫,是否同一病症,难以考证。然而,东汉大疫不断,终于有了张仲景《伤寒论》,实为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中国在大疫之后,北方人口大减,未尝不是南北重心转移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