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3、中国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一公元2世纪)

   第9节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东西并峙,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两个庞大帝国之间,没有直接接触,然而彼此都间接地知道远处有这样一个大国,广土众民,文化灿然。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俨然视为遥远的另一个秦帝国,其推重可知!丝。道的起点在中国,终点在罗马,两端之间,不过转运站而已!除了这两大帝国,印度雄踞南亚,也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文明,同样能够与这两大文明所在的大帝国相提并论。中国与罗马,其盛衰的历史过程毕竟大为不同,本节的着重点也毋宁是讨论其各自的特点。

秦汉与罗马,文化的统一早于政治的统一

在秦汉统一以前的战国时代,中国即已走向统一。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题时说“定于一”,原是当时的共同理解。秦灭六国,不外是一个历程的终点;汉室代兴,也无非是完成这一历程,并加以充实而已。罗马统一地中海,也是延续泛希腊文化的弥漫各处:罗马也无非是接过了已经发动的历史过程。文化的统一,早于政治的统一,实为两大帝国兴起时共同的现象。东西两大帝国的统一大业,均由本处于边陲的势力,凭借优势的武装力量,以征伐完成——这也是双方共有的形式。

征伐过程各不相同

两个帝国的征伐过程,则不相同。秦灭六国,杀伐甚重;六国既灭,未闻秦军戍守六国故地。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秦简,其墓主喜,曾是秦军军吏,派在楚地,只是一个行政官员,不是戍军的军官。秦亡,一时起义的诸侯军队,灭秦之后,兵锋南下,也未闻戍守秦国故地。刘项相争,刘邦得了天下,汉兴之后,早期郡守大都是由勋旧出任。武帝时旧时将吏均已凋零,天下二千石才不再由功臣集团中选任。然而,也未有汉军戍守内地的历史记载。此后中国的历史中,只有外族征服中国,方有戍军入驻国内之事,例如金代的猛安、谋克,蒙元的签军与蒙古军,清代的各处旗营。

相对于中国的情形,罗马军队是由本国农户组成。罗马大将率军出征,罗马兵团大多随统帅将领留戍征服地区。于是,一批又一批,罗马子弟离开意大利半岛,却在新得的领土落户,成为当地的统治群。意大利半岛的人丁日少,不能不输入奴隶担任生产工作,以致本部人口的成分也为之改变,并且时时提升奴隶的身份,赋予罗马公民权。这一吊诡现象,其原故在于罗马大帝国始终不脱武力控制的本质。

中国依靠郡县制度统治,不必依赖军队

中国、罗马两个地区的不同处,当在中国早就有了郡县制度。春秋时代,秦、楚、三晋,都在扩大领土的过程中,将新获土地,派遣流官治理,不再实行世袭封建。秦统一天下以前,七国均已纷纷建立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体系。秦汉地方长官,通常不由本籍人士出任,但地方掾吏则为当地俊秀。中央又有刺史监临督察地方官员。一套制度,起源早,发展时间也颇长久,因此运作相当顺畅。中央有了这一套统治机制,完全不必依赖军队,即足以统治广土众民。

罗马以宗主国地位,依赖戍军

反观罗马的情形:地中海地区是泛希腊文化的天下,也是罗马帝国的本部,但周边地区,包括今日的中东及欧洲大陆,其族群成分处处不同,各地的政治单位也各有不同的组织形态。希腊亚历山大建立的大帝国,为时短促,即已分崩离析。于是,罗马军团兵锋所指,每一地区都有独特的情况,罗马不能建立类似中国的郡县制度,只能在各地以不同的方式,与当地原有势力取得合作,以宗主国的地位,依赖戍军,控制属地。罗马军队马背上取得的天下,还是只能从马背上统治。这一形势当然极不稳定。日久之后,分戍各地的罗马军团,亲近自己利益所在的戍地,对宗邦故国,未必忠诚不二。强藩率军回朝,或是近卫将领专控朝政,都使后日罗马帝国长期沦于军人专政的痼疾。

秦汉推行儒家教化,儒家思想深入人心

再由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战国时代虽然百家争鸣,主流思想毋宁是儒家。秦以法家治国,其实法家不过是儒家的变种;汉兴以后,黄老曾经短暂得势,汉代终究以外儒内法为根本。儒家士大夫不断凭借政治与社会的优势地位,推行儒家教化,以致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民间的民俗文化也逐渐与儒家融合。甚至边远地区,地方官员不断努力于教化工作,其涵化的力量十分强大。再加上中国文字是视觉文字,足以克服方言的隔阂。于是,虽然广土众民,地方性的差异不少,中国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同构型,政治权力可以更迭,文化认同则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

基督教虽有普世理念,却有强烈排他性

罗马文化本是泛希腊文化的一支。罗马上层社会的思想,在基督教弥漫以前,斯多噶学派也是主流。这一学派思想的内容,其实颇有类似儒家思想之处。今日读西塞罗(公元前为06-前43)诸贤的言论,我们仍会觉得理念相通。但是,罗马以军事力量控制庞大帝国,并不存心以教化的力量,建立主流思想。于是,各地的故有文化,以及凡此故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各行其是。犹太地区仍是犹太教的教士们,挟罗马的力量,维持犹太教为主流正统。犹太教士在罗马总督的许可下,将耶稣钉十字架,这一故事即足以为上述情形的例证。拉丁文为拼音文字,罗马帝国与属地的上层阶级,都能读拉丁文,一般不识文字的基层百姓,仍持其故有语言,拉丁文也就不能为教化工具了。

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在位)之后,基督教逐渐得势,以其普世宗教的说服力,毋宁为罗马帝国注入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足以凝聚旧日异质的罗马世界,成为一个相当同质的文化共同体。但是,不旋踵之间,东罗马自己有了东正教,后世中东回教兴起,又使一大片帝国故有领地,成为另一文化体系的共同体。北方自从所谓“蛮族”人侵之后,这些外来族群服膺罗马的基督教文化,也有数百年之久,却终于因其故有族群认同的复苏,拆散了罗马帝国的躯壳,也改变了基督教文化共同体,以致欧洲终于成为多文化、多民族的列国体制。相对于中国,罗马的问题不在朝代更迭,而在于有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整个欧洲成为基督教的天下时,这一制度性的宗教,虽有普世的理念,却又有强烈的排他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异端赶尽杀绝。于是君主、武士与教士,构成一个三角统治集团;教会与政府之间,既联合,又对抗。基督教的神?,吸收了异端的诸神,基督教的仪式与节日,袭夺了诸族群的仪式与节日。欧洲长期笼罩于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及精神生活,容不下任何不同的理念。教廷势力高涨,教士即是文官,却没有一个专业的文官系统。

儒佛道互补共存,多有回旋余地

相对而言,自汉代以下,中国是儒家的天下,却因为儒家是人间的理念思想,更因为儒家留下形而上及宗教关怀的空间,遂有道家与新兴的道教,及外来的佛教,填补了这一空白。儒家其实没有真正的唯我独尊。儒家思想,与佛、道两个宗教,互补而共存,在精神生活的领域,中国人其实还多一些回旋的余地。中国的士大夫与君权之间,也是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一方面以儒家理念约束政权,另一方面又以专业文官的身份为政权服务。儒家的理想社会,不在天上,在人间,儒家士大夫不在朝为官时,在野为士绅与知识分子,于建立这一秩序,可能比基督教的教士,有更多着力之处。于是,在人类历史上,近代以前,中国平民百姓的生活,可能是比罗马治下(及其欧洲诸国)的平民百姓,较为舒畅,也较为优裕。

中国经济体系可以扩张,却难以裂解

从经济的层面来看,罗马与秦汉帝国,都曾将广大地区的地方经济,组织于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中。在“罗马的和平”之下,舟车来往,无远不届,各地物产,互通有无。地中海是罗马帝国的内海,地中海地区是罗马的中原。然而,各地物产的交流,主要的大宗生产品,例如橄榄油、葡萄酒、皮革、食盐……乃至于一般家用的物品,其实还是在地方性的市场圈内解决。

相对而言,汉代中国的庞大经济网络,已在另一节有所叙述:其中资源交流,由农舍到城市,一层一层集散,实与一个道路系统密切相关。大路、支线,以及河流航道,编织为一个相当固定的交流网络,将中国本部紧密联系为互相依存的整体。罗马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只指涉意大利半岛,及北面的东西大路。地中海的航道,船运虽可由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纵横自如,但不会构成固定的网络。两者相较,中国经济体系,一旦编织成形,可以扩张,却难以裂解。如果分裂为几个地区性的网络,仍会回到整体大网。因此,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时,经济的重新整合,常早于政权的统一。罗马则不然,地区性的经济网络是构成庞大交换网络的成分。地区网络与地区网络之间,可以彼此来往,无须依赖一个固定的交通网,也无须依赖固定的资源供求。因此,罗马的庞大经济体系,一旦破裂,其中个别的成分,没有再求重整的迫切需要。

从政治、文化与经济诸项层面,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有其相同之处,然而更多各自的特色。综合以上情形,中国的大帝国、文化圈与经济网络,彼此叠合,互相加强,遂有强固的凝聚力。罗马帝国秩序的稳定性不如中国,凝聚力不能持久,以致在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及中东、北非,裂解为多文化、多族群的列国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