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第1节秦汉帝国的崩解

 

秦汉演变为三国与罗马帝国衰亡异同

秦汉帝国的灭亡,不仅是一个庞大政治体的分裂,也是中国古代秩序的结束。中国文化圈,在秦汉时代,已扩展到后日中国本部的主要地区。事实上,中国本部的疆域是在这一时代界定的。甚至中国民族中主要成分,一度自称为“秦人”,后来代之以长期沿用的“汉人”一词,也是在这一时代界定的。

东汉经过半个世纪的扰攘,演变为三国,又因外族入侵,南北长期分治,然后才有隋唐的新秩序。中国文化在这段期间,经历了崩解与重整的过程,先是分裂,然后又经由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整合,将其涵盖的地区推得更远,形成东亚各族群共同参与的中华文化圈。这一发展过程,在世界史上,颇与古代罗马的转变相似。古罗马秩序结束,基督教文化圈代兴,其涵盖范围也超越古代罗马的地中海世界。吉朋(1737-1794)注意到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讨论其缘由,撰写了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本节仿照吉朋的分析角度,也将秦汉秩序的衰亡为主题,略述其梗概,并讨论两者异同。

先就秦汉帝国内部各区域的地方主义论帝国的分裂。中国政府结构,自丛秦朝彻底实施郡县制度以来,较之罗马治下各地区,中国各区域并没有强大的政治独立性。秦亡,六国之后皆不能成事;汉兴以后,削平异姓诸侯王;经过七国之乱,刘氏诸王国也不再有实质的力量。王莽时代,中央失去控制,全国并未分裂,群雄起兵,也无分裂中国的企图。凡此情形,实与罗马各地异族古国纷纷有脱离而去的形势不同。

秦汉郡县制,诸郡面积、人口有限,不足以自成格局。东汉的州,由监察单位演变为有实权的行政单位,其实力相当庞大。然而,州的首长仍是由中央委任的流官,再加上东汉实施相当严格的回避制,当地人士不得在本籍担任首长。是以,各州虽有足以自主的资源,其首长还是不能擅自割据。

汉代地方力量渐趋强大是因为地方大族日益壮大的缘故

汉代地方力量渐趋强大,毋宁因为政府组织之外的社会力量,亦即地方大族,日益壮大。儒家理念,在汉代以前,仁义为先,但在汉代则“孝”的价值跃升为伦理观念之首。这一转变实与宗族组织的发达,有重大的相关性。汉代宗族,与先秦封建制下的宗族不同,而与邻里乡党的地缘单位,彼此叠合。宗族成为唯一可以约束帝国专制君权的社会力量。汉代文官制度与君权之间,本是政治权力中两项相辅相成的因素。但是,汉代文官又与儒生集团二位一体。儒家的理念,有其理想社会的成分,本质上并不甘于单纯为君主服务。于是,这样一个文官组织,以其理想的儒家理念,有时也有制衡君权的作用。汉代地方政府,首长由外籍人士出任,掾吏则由本籍贤良出任,这些地方政府的幕僚,其登用与执行职务,必须有当地宗族支持,形成地方层次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同一地区的宗族,以“孝”的理念,维持其凝聚能力,又经过婚姻与友谊结合为社会力的联盟。东汉州郡为拥有实际掌握资源的地方单位,于是上述强宗大族的结合,可以藉出任掾吏的本籍人士,实质上掌握了统治州郡广大地域的权力。

汉初功臣集团独占了中央政府的丞相职位及地方政府的二千石职位,但自武帝以下,功臣集团的势力渐减。武帝的经济政策,扼杀了富商大贾的发展空间,而早在汉初,三选七迁的政策,已将地方富户及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所谓游侠、乡里  /豪强之辈),均铲除殆尽。因此,如上所述,士大夫的宗族是唯一可与君权抗衡的社会力量。武帝以后,察举贤能渐渐制度化;这一制度赋予文官体系以自我衍生繁殖的机制。门生故吏与举官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形成休戚与共的网络。虽然察举可由中央大吏征辟,究竟经过地方掾吏的阶段,逐级上升为常规。于是东汉士大夫的宗族,具有相当强烈的地方性。东汉后半期,地方意识逐渐浮现,不少地区都有当地的舆论,亦即所谓“乡评里选”。地区性的自我意识,也见之于州郡人士自我揄扬,相对的,对其他地域则讥嘲贬抑。这一类的文献,大多已佚失,只在史传中偶见篇名及片段,例如《冀州记》、《襄阳耆旧传》……

凡此州郡为单位的地区,行政权力及地方意识的出现,都是逐渐开展的过程,其间并无特定的历史事件作为明确可见的转折点。然而,这一趋势已十分明显,东汉末期的中央政府也致力于防堵地方势力取得合法的行政实权。于是,中央政府严格执行回避本籍,甚至不许本籍人士的亲戚出任该地区的行政首长。大势所趋,地方势力强宗大族已经盘根错节,牢固地控制了地区性的资源。黄巾(太平道)起事,更予这些强宗大族组织武装力量的借口。董卓入雒阳,中央解体,地方名豪巨室,纷纷举兵,风飘云会,千里赴会,形成汉末各地割据的局面。三国鼎立,其实力基础,也都在这些地方豪强的力量。这一情势,为汉末中国所独有;罗马的崩解,没有这种植根于文官制度与察举制度的宗族力量及地方意识。

罗马衰亡过程中有军人专政的现象

罗马衰亡的过程中,有军人专政的现象。汉代却并没同样的问题。宦官掌握禁军,挟制政府,实际上是产生于君权的变态,导致中央政府的瘫痪,却未必足以拉垮整个秦汉世界的秩序。董卓率凉州兵进京,造成一片混乱,的确是军人干政的现象。但是,董卓、曹操之前,汉末的重要将领,都没有干政的记录。东汉从未有过罗马三日一帝的军人专政之事。中国历史上,反而是晚唐五代的节度使,称帝者有之,篡位为天子者有之,与罗马衰亡时,军人篡位的现象相似。

中国佛教兴起与罗马基督教兴起,有显著差异

罗马衰亡史上,吉朋颇注意于基督教兴起。东汉佛教进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成为中国主要信仰之一,并且刺激了本土的道教,也向占有文化主流的儒家挑战。在某一宗教取得举足轻重的社会与文化影响而言,中国的佛教兴起与罗马的基督教兴起,两事的确可以相提并论,但是,儒家并未因佛教兴起而在中国澌灭;同时,中国又有了一个本土宗教(道教)兴起,这一宗教多元化的现象实与罗马世界蜕变为基督教世界,有相当显著的差异。

罗马衰亡时,边陲外族已侵入罗马,这一现象也与中国历史上五胡乱华之事.十分相似。诚然,东汉曾费力处理北边的匈奴与西边的羌族。西汉时,中国挟庞大的资源,拉垮了匈奴在草原建立的游牧大帝国。东汉末年,匈奴不再是严重威胁。西羌人数不多,侵犯中国的力量也不大。羌人对于东汉造成不少的困扰是事实,但是中国为了羌祸动员的力量,仍远不如两汉耗费在匈奴问题上的规模。羌人渗透中国本部,除了西部的川甘等地外,大致都在今日陕西、山西两省的局部地区。其他外族进入中国,所谓“五胡乱华”,是在秦汉秩序已经崩解之后,当是其后果,不是其前因。

中国经济基础在农村,而罗马不是

在经济方面,先秦至汉初,本有相当发达的城市经济;但自从汉武帝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以小农经济为本的农舍手工业及市场趋向的经济体系,藉全国性的道路系统整合为一个整体网络,各地的互依性甚高。从此以后,这一经济形态常存于中国地区,经济体系的整合,也加强了文化秩序的内向聚合。相对言之,罗马的地中海世界,其经济枢纽是若干交通要道上的大城市,大宗远道来的货物在城市间流通,罗马帝国经济基础并不在农村。近东一带的经济又可以分头与中亚、南亚、北非结合,未必必然与地中海经济整合为一体。东罗马脱辐而去,在经济与文化两面,均有其因缘。两个秩序相比,中国的秩序因有经济的整合,应较罗马秩序稳定。

中国文化秩序没有因分裂而有根本改变

秦汉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秩序,其实并没有因为东汉帝国的分裂而有根本性的改变。相对而言,罗马衰亡以后的欧洲,其变化十分剧烈而深远。中国在汉代以后,经过三百余年的蜕变,再度整合成为隋唐的文化秩序。汤恩比(1889-1975)称隋唐以后为“中华第二帝国”。这一新秩序,也如秦汉秩序一样,具有普世帝国及普世秩序的性格。相对的,罗马的地中海秩序,蜕变为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及列国体制。基督教世界仍是普世性秩序的性格,而列国体制之下,逐渐出现近世的民族国家,已不再具有普世帝国的性格了。

因此,秦汉建立的中国文化秩序,并未随东汉覆亡而消失。三国魏晋与南北朝时代三百余年,正是重整这一普世秩序的过程。隋唐秩序是秦汉秩序的延续,也是秦汉秩序的扩大。秦汉秩序的若干成分,在这一重整过程中,有相当程度的增减、转变与调适,却不是彻底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