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4、东亚的中国(公元2世纪一公元10世纪)

   第2节中国与周边民族

 

秦汉秩序的崩解,引发了东亚诸种族群分布的大幅改变。这一线索,当从南北两个方向讨论。

秦汉时期中国北方吸纳了诸种“胡人”

先从北方言之。秦汉帝国与草原上匈奴游牧帝国之间,角力数百年。东汉时,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北匈奴旋即解散,其中一部辗转迁移,历时数百年,最后进入欧洲,阿提拉的部众,曾使罗马恐惧失色。这一长程的迁徙,经过中亚,所至骚动,引发了中亚族群的重组;分合之间,匈奴也因为不断吸收当地民族成分,在到达欧洲中南部时,其内涵的族群成分,已不再是离开中国北方草原时的匈奴。

南匈奴逐渐移入中国边塞,也逐渐汉化。“五胡乱华”时代,羯族也是匈奴旧日别部。匈奴与羯建立五胡政权中最早占有中国北方的胡人政权。

匈奴势力渐灭,中国的北方,自西往东,出现了其他族群的活动。西方羌氐的兴起,也是逐渐发生的现象。这两个族群,在丝道的旁侧,逐步向东移动,渗人东汉的边郡,趁中国北方人口减少的机会,先是为汉人佣佃,人数渐多,遂成部落。羌人移徙的路线,竟可沿关中河谷,渗入山西高原,甚至远达今日的河北。在五胡乱华时代,羌、氐也建立过强大的政权,其中苻秦还几乎统一中国北方。

中国东北方的鲜卑,在漠南空虚时,由今日辽河流域与大兴安岭山地,分批进人匈奴故地及中国的幽冀诸郡(今日的河北地区),其中一支横穿漠南,折而南下,到达河曲,其行程之远,殊为惊人。鲜卑族在五胡之中最后占了上风,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由宇文氏与高氏分裂北魏,建立北周、北齐,三者总称为“北朝”,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局面,合为一个北方中国的政权。隋唐帝国再度统一中国,毋宁是北朝的延续。

在这一段时期,中国北方收纳了来自各方的诸种“胡人”。东汉末季,天灾人祸,加上不断的疾疫,北方汉族或是走了,或是死了,人口减少。究竟减少几许?史料不足,无法有一确数。单从史料中所见的现象推测,幽、冀、青、并、司诸州的汉人,在东汉末季到五胡乱华,可能减了三分之一至一半!各种胡人,既填补了汉人地区减少的人口,同时也因为他们,更多的汉人流亡南方。这一次为时二百年的人口变动,在中国历史时期,实为规模最大的一次!

汉唐时期胡汉文化进一步融合

胡汉族群的融合过程,因时间与地区而有不同。十六国时期,胡人政权并不稳定,留在北方的汉人,聚集于乡间,在一些大族的领导下,结为坞堡以自保。他们深沟高垒,形成一个一个自治的小区,延续汉人文化,抵拒胡人侵略。但是日久之后,胡人定居了,渐渐汉化,坞堡中的大族也逐渐参加胡人的政权。胡汉文化融合的过程,时有反复,总体则是一步一步涵化为中古北方的新文化。涵化的方向。大致是胡人汉化;例如,北魏政权的汉化,即相当显著,拓跋贵族几乎都与汉人大族通婚,读汉文经典,运用汉人的官僚制度治国。然而,留在北边的六镇,却保持胡俗,近塞居住的汉人,也因此沾染胡风。六镇反身袭夺洛阳,俨然是北方胡化集团袭夺了中原汉化集团。种族不是分野,划分彼我的界限是生活方式!不论北周、北齐,其胡化的新贵族,在进入中原后,也不能避免与汉人文化同化。这一趋势,延续至后世,安禄山、史思明起兵于边塞,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的统治地区,其实也是汉人为胡人同化。

五胡一批一批进入中国北方,广大的北边与西边,则不断有新兴的草原族群迭为雄长。高车、柔然、突厥、回纥……前后成为草原上的主人,党项、吐蕃、吐谷浑……也兴起于西面。唐初的北方,突厥帝国声势之盛,不下于匈奴,唐末五代则又有契丹代兴了。吐蕃雄据西藏高原,一度足以抗衡大唐,疆域奄有青海河湟及四川、云南的若干部分。云南的南诏,本是吐蕃属国,却也踞有南土,俨然一方雄长。回纥兴起于西边草原,也有能力插入中国与吐蕃之间,蔚为不容忽视的强大族群。隋唐建立朝代,突厥曾经干预中国的纷争。安史之乱,唐室也仰仗回纥与吐蕃的兵力与资源,

从表面上看,唐于代之盛,俨然天可汗,中国的羁縻州府,遍布于勉及西边。胡人酋长,几乎无不接受中国封号,中国也往往动员这一族打击那一族。然而,深刻地观察,这一段中古的中国历史,已经纳入东亚与东北亚的列国体制,中国不能自外于周边的列强,中国也不过是其中角色之一。棋局上多角竞争,迭兴迭衰,中国并是唯一的主导力量。

南方的发展,呈现另一模式。东汉一代,北方郡县人口持续缩减,相对的,长江流域不断增设郡县,亦即不断有人移向南方,中央政府的控制也日益充实。南方的少数民族,承受汉人南移的压力,时有反弹。今日湖南地区的五溪蛮乱事即是一例:东汉政府动用不少军队,经过长期战争,在巨大损失之后,始得平息。类似的大小个案为数不少,汉人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私斗,更未必列入历史记录。

东汉移民潮,可能由于北方的人口众多地区(例如中原与关中),人多地狭,但更可能是由于北方生态环境不如南方,单以农作物生长季及日照雨量来说,长江流域的单位面积农业生产量,高于黄河流域,只是长江流域多山林湖沼,开辟农田的工作,所需人力不少。南方开发的路线,以遵循河谷为常态,增设郡县也往往是线状南向,再循支流河谷向大路两侧延伸。东汉行政地图,可以有郡县辖区遍布版图,其实偏远地区的汉人还不多,居民当仍是当地土著。

长江流域及南方的山越、溪洞蛮獠,名称随地而异,未能说明族群渊源及种属。我们只能假定,他们在先秦及秦汉时代早就分布各地,也许与古代越人有相当关系,也许与后世苗黎诸种有相当关系。然而,目前可以依据的民族学及考古学数据不足,任何假设都未为定论。唯一可说者,土著承受汉人南来压力,有些被消灭了,有些更往南移,大部分土著人口则于汉化之后,与南移汉人融合,再难分别彼我。这一过程,在中国向南开发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不断重复出现。

北方汉人南移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

北方人口南移,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徙。东汉北方曾有数次严重疫疾,可能引发逃避他乡的迁徙。黄巾之乱,青、徐骚动;三国时代,北方战争不断;两晋八王内争、永嘉之乱,中原板荡;南北朝时,淮河流域是战场;隋唐承平不久,安史之乱后,幽冀青徐、中原、关陇,战祸连年。凡此,都引发北方汉人大批南移。

这些大批南下流民,大率以大姓为核心,挟带依附人口,成群移往南方。三国时代,吴国的一些大族,不少即是以这一方式形成地方势力,支持吴国的政权。永嘉之乱,南下的大族,例如王、谢,是大群移徙人口的核心,但因三国时代的朱、张、顾、陆…….,之属已占了吴郡地盘,遂只能向会稽等处发展。至于向今日湖南江西移动的流民,如果没有著名大姓领导,也会有领导人物出现,当时称为“行主”,实际上就是“流民帅”。在南方,来自同一原乡的流民人口众多处,依东晋的体制,设立侨郡、侨县,穿插于当地行政疆域之内,这种区分毋宁延迟了北人与当地居民的融合过程。至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土断,始整合于同一行政系统之中,

北人南移的路线,如前文所述,遵循交通大道南移。大致说来,东晋青徐人口,经过淮上进入吴郡与会稽,其中包括南朝的社会精英。留在江北的人口,则是北府兵的兵源。中原与荆州的人口,在三国时代,一部分入蜀,一部分渡江。永嘉以后,这一条道路上的流民,沿湘、赣诸水,逐步开展,大率先到者占了近便地区,后到者便须移往更远更偏僻的地区。这是一个长期逐步南徙的现象,汉人终于填满了中国东南及南部沿海。

最后一批大规模的南徙,当是隋唐五代,中原纷乱,南来移民充斥粤、闽。后来所谓客家,很难肯定是上述八百年中的哪一批,毋宁是持续进行,却又在定居一处,子孙繁衍后,又必须分派丁壮,更往南行,蔚为从未间断的向南移民浪潮。移民与土著之间,有斗争,也有融合,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大多终于为汉人同化。然而,仍有不少少数民族居住在山岭深处,保留了自己的族群文化。这些族群,例如苗、瑶、壮、彝……至今依然存在。此外,如三国时代蜀汉开发南中,以南中少数民族为兵源,征发北戍汉中与巴蜀,则又是若干少数民族成群北迁了。

无论在北在南,中古时代的族群移动,不断进行,族群之间的掺和融合,也不断进行。整个过程,不能全遵循哪一个方向。固然一般的移动方向是北方胡人徙人中国北方,中国北方汉人徙入南方,一般的文化涵化是北方与南方都经历汉化。但是,各地的反复,也经常出现,一些人口在个别地区之间迁徙,也不为鲜见。北方胡人汉化过程中,一样也有汉人胡化的时期及汉人胡化的地区。隋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掺杂了不少胡人文化及南方文化,已与秦汉时代的中国文化大不相同了。

中古社会结构与族群移动有相当密切关系

自东汉以至南北朝,中国社会呈现阶层结构,世家大族的力量十分强大。东汉时代,大族正在形成,有其当时的原因。东晋以后,北方的汉人大族据守坞堡,南方的汉人大族,统率移民,都拥有群众的力量,政府力量不能插手。另一方面,北方胡人移人中国,往往仍以部落为其组织的基本形式。部落豪帅大人,在定居后仍占有人口,称为“大族”。南方移民的行化为地方豪强。土著族群的酋长,也会转化为土著的地方领袖。凡此诸种力量,分割了政府的统治权力,形成社会压过了国家的现象。南朝的政府,必须仰大族及地方势力的鼻息,其故在此;北周重新编组政府,也是为了迁就已存在的形势。隋唐国家权力伸张,唐代门第势力才逐渐衰退。因此,中古社会结构其实与族群移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