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4、东亚的中国(公元2世纪一公元10世纪)

   第7节 经济形态的转变

 

人类经济生活,一旦有了交换行为,即已发展为生产与消费的互相作用,而以市场为其中联系的枢纽。消费数量当然与人口数量为基本要件,市场又以交通为其重要因素。消费量大,即会刺激产品的生产数量与产品多样化。中国中古时期的前半段(两晋南北朝)与其后半段(隋唐时期),经济形态大不相同,似乎即是前后两个时代的人口与交通两个条件均有了重大的变化。

    两晋南北朝时,中国分裂,先是五胡乱华,继而有南北的长期对峙,战乱频仍,人口难免减少。而且,无论汉人还是外族,地方豪强割据田地,霸占户口,形成封闭的小区。这样子的人口结构,相应的即是收缩为自然经济。汉代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已相当发达,城市颇具规模,但在中古时期的前半段,丝帛与粮食既是交换媒介,又是可供消费的实物与商品。城市经济功能衰退,生产及有限的交换以在农村为主。于是,那时虽然也有一些手工业生产的产品,如瓷器、丝织品,但无论质量与数量,都不能与中古时期后半段的隋唐时代相提并论。

    隋唐经济起飞首先依托人口

    隋唐时代经济能够突飞猛进,当由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增多,一是交通方便。.前者提供消费市场,后者加强交换机制。先就人口增多一点言,南北朝的户籍制度极不健全,尤其户数与口数的比例极不相称,自然是由于隐蔽人口逃避赋役所致。而且,中国土地上,经常有两个或更多的政权并存,全国总人口数,根本不存在。隋代统一之后,检括户口,所得户籍资料,以大业二年(606)的统计,全国约有900万户,4600万口。这个数字,当属南北朝转变为统一帝国时的户口数字。其后各个时期,户口数字或有起伏,巅峰当在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天宝元年(742)时,户口数字为960余万户,5300万口。但是,《通典,食货七》指出,实际户数当在一千三四百万户,以同样比例计算口数,即将近8000万口!唐代盛时,均田制尚未败坏,人民生活家给户足,消费能力比离乱时代,必然还为强大。唐初,还有对外战争,武后至开元之间,国家太平安定,政府收入也丰,因此官方的财力也相当富裕。在这样的人口基础上,消费量大,必然会刺激生产力,导致产品质与量的提升。

市场发展的另一依托是交通的便利

    有关市场发展的另一项条件是交通网络。此事又可由隋唐行政区划的设计,觇见当时道路网络的观念。秦汉行政单位以郡为单位,郡下设县,又有中央派出的官员巡察地方长吏:在秦为御史,在汉为刺史,东汉的刺史演变为大区域州部的首长,长驻于治所,然后又改名称为“州牧”。两晋南北朝,州郡县三级地方制,循汉之旧不改。这一种制度是将全国切割为大块小块空间的区划。隋唐时代,则有“道”制出现。隋时因事制宜,设立一些称“道”的行台,例如:河北道、河南道、淮南道,但似乎并未固定。顾名思义,这些“行台”是中央单位的临时延伸,按照交通的路线行进移动。所举诸例,更显著可见是沿着黄河、淮河的南边或北边的道路移动。东汉建立以前,光武帝皆以北方为“北道”,意指北面一线,同义“东道”是东面一线。唐代地方行政区划遂以道为一级单位。太宗时,因山川形势规划为十道。此后有增有减,多到十五道、十七道,但大致情形不外沿着山谷河道规划为大地区。

    玄宗时十五道,分别为京畿(长安)、都畿(洛阳)、河南、河北、河东、陇右、山南东、山南西、剑南、关内、淮南、江南东、江南西、黔中、岭南诸道。长安、洛阳是两个中心,由此辐射成两个网,又互相叠合。益州(成都)与扬州分别为西南与东南扇状网的枢纽。唐代曾有五京五都之设,先后废置不一。除了长安、洛阳之外,有五个大都会:凤翔、江陵、太原、河中(蒲州)、成都等。这些都会均是次级网络的中心。更降一级,则洪州、潭州、大名、苏州、广州又在另一层次的地区中心。此外,各处人口众多,位居冲要的都邑,则成为繁剧的州郡,又是更下一级的中心了。综合言之,唐代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中国有四个层次的交通中心,成为全国庞大道路网络的联结点:

    至于道路系统,陆路之外,水路有可以航行的河川,还有人工开凿的运河,例如通济渠、永济渠沟通不同的水系。在这一庞大网络上,人货移动,转输各地,为市场交流提供良好的条件。配合交通网络,驿站及民间的旅邸客舍设施完备,甚至有出租的赁驴。在富裕、安宁的岁月里,即使是千里长行,不必携粮,也不须持兵器自卫。人客远程旅行,非常方便,货物流转,自然可以畅通。

    纺织品贸易是最大宗的

    隋唐流转商品之中,最大宗仍是丝帛。均田制的农户受田,有永业田及园宅田,后者之中除住宅用地即是桑麻田。农民缴纳国家的是租庸调,调是丝、绢、棉、麻。因此,生产丝帛的地区,遍及全国,不限南北。在南北朝时,丝帛有实物货币的功能。隋唐的货币制度,有健全的铜钱,币信不坏。但丝帛也仍可流通,作为偿付货值或工资的代价。尤其对外贸易及赏赐,丝帛是主要项目,驼铃度碛,中国的丝帛循丝道远达中亚,再经过改制,销售欧洲各地。丝帛也是中国在西、北两边购马的交换品。凡此项目,大致都仅是丝束或粗织的素帛,由农户于缴纳调布时,稍为加工,未必算得上制造业的产品。

    丝帛成为货品,自然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工。官府丝织品的生产工作,似以中央政府的少府监为主;私家生产则有农舍手工业的小规模生产,通常由农家妇女操作。大规模的作坊,担任较为专业的生产,规模之大者可有绫机五六百床,以熟练的工人专业生产织绫。

    唐代纺织产品,不限于丝帛,棉纺、麻纺及毛纺也已跻高水平,考古实物不少,可为证据。棉料织布,唐代名为“白叠布”。织棉花为布,始自西域,渐渐传布于中国西南部,又渐渐传入中原。唐玄宗时,长安市上已有白叠布出售,但仍视为两广特产,称为“桂管布”。毛织品用于地毯,称为“地衣”,其细软者也用于衣着。诸种织料都可染色,夹缬、蜡缬与绞缬是常用的印染技术,成品鲜艳夺目,考古的实物,如敦煌所见佛教画幡,即是精美的手工艺作品。

    茶酒糖也是主要的商品

    茶、酒、糖是三种与农业有关的商品。茶在西汉即已在市集贩卖,王褒《僮约》曾提到四川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买茶之事。两晋及南朝,南方流行饮茶,已见上节,不多述。唐代种茶与制茶都成专业技术,剑南、江南遍处有名茶为特产,制茶作坊已成专业,脱离了农舍做茶。茶的种类繁多,也有集中的茶市,。茶作为有价值的商品,销行数量也大,唐代政府竟可在出茶州县及运茶要路口,收取茶税,每十税一。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贞元九年开征茶税,一年可得税钱四十万缗,可知当年茶的销售量,有至少四百万缗的价值。

    酿酒是中国固有技术,自古以来,五谷均能酿酒。唐代自高昌引入葡萄酿酒的技术,是水果酒之始,“葡萄美酒夜光杯”名句传诵至今。酒的商品价值当亦可观,是以唐代政府早就榷收酒税。中国古代的甜味用料是蜂蜜、麦芽糖(饴)及蔗汁。从蔗汁熬制砂糖,是唐初印度传入中国的技术。这一商品,不是农舍可以生产,必须有相当规模的作坊,从制作到贩卖,都是专业。

    瓷器成为中国特产

    瓷器是中国特产。世界各处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分别发展了制陶技术。但是用高温烧制高岭土的瓷坯,加釉,形成半透明的表面,这种真瓷,则是中国发展的特殊工艺。在中古时代,西至南亚,东至朝鲜日本,无不有中国瓷器营销。这些地方的工匠也设法模仿,却不能成功。中国的真瓷,汉代越窑已有之;中古前期,南方青瓷质量渐佳,但产量不多,未能普及。隋唐时代瓷器制作,大为发达,用釉及控制温度的技术臻于成熟。更重要者,南北各有名窑,而以北方邢窑的白瓷,及南方越窑的青瓷为最著名。

    烧制瓷器是十分专门的技术,必须有作坊作业。又因受瓷土及燃料来源的制约,瓷窑必然集中于一些具备特定条件的地区,于是形成一些瓷窑的工业区,产品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瓷器外销,因为重量与易碎的特殊情形,陆路运输成本太高,以致必须经由水路外运再转海舶。南方内地产瓷地点,往往有河流可以运载,如洪州、岳州即分别经由赣水与湘水南运至泉州、广州出海。

    唐玄宗时中国造纸技术传入阿拉伯

    纸张是中国另一特产。史籍所记,以为东汉蔡伦发明造纸。但是考古所得实物,西汉已有纸,甚至早到战国也有可能解释为“纸”的古字。晋代仍有竹简,则其时用纸还不普遍。隋唐时,纸已普及,官私纸坊遍布全国,然而以南方为多。唐代规定向朝廷进献纸张的地方,除了巨鹿、蒲州之外,均在今日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四川、广东。制纸材料,包括藤、竹、麻、葛、桑皮.、楮皮及瑞香皮。此外败絮破网也仍可用于制造纸浆。各处纸张,因地制宜,各有特色,有些地方的产品,更有其特殊用途。造纸技术,已有生纸、熟纸之分,抄浆烘干即是生纸,经过砑压、捶浆、填粉、施胶……则为熟纸。若再有加色、洒金……则可为特种纸张。麻纸加筋,坚牢不坏,则用于公文及诏书。竹纸轻滑,则用于书柬。涂蜡染黄则免于蠹害……甚至以纸制成纸衣、纸甲之类葬仪。

    中国造纸方法,很快即传入朝鲜日本,至今这两处制纸仍有相当传统的特色。唐玄宗时,大将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败于阿拉伯军(751),唐军的造纸工匠被俘,将中国造纸技术传入阿拉伯,自此撒马尔干纸闻名欧亚,取代了羊皮及埃及莎草片。自此,造纸技术逐步传人入欧洲各地。

    本节叙述了中古时期的经济生活,大致的趋向是由前半段的停滞在进入后半段时,竟一变为活跃。此中动能,似乎是在中国回到统一局面,人口增多,消费力强大,安定的国内秩序提供机缘,出现了一个资源、人力均可藉此流转的交通网。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足以刺激生产,活泼经济。

    汉代的商品生产力,自从武帝以后,一部分藏在农村的农舍工业,一部分由官方的作坊占了优势。相对而言,唐代的商品,丝织品、陶瓷、纸张、茶、酒、糖,都以民间作坊为生产主力,官方则以榷征与进献的方式敛税。民间作坊集结劳动力与资金,积累为改良技术的产业传统。由于原料或市场出路的条件,同一产业往往集中于一定的地区。这是宋代以后商业城市出现的张本。有了足够的国内市场,丝帛、陶瓷、纸张都有余力转为外销,遂将中国的经济经由陆、海两途,带人亚洲的地区,形成亚洲的经济圈。在这一经济圈内,甚至有今日所谓技术转移的现象,例如中国从中亚学到制造琉璃(玻璃)、熬制砂糖及酿造萄葡酒的技术,中亚及西亚从中国学到了造纸、烧瓷与丝织的技术。而日本与朝鲜更大量转移许多中国产业的技术,转化为自己的传统。中古时期后半段的唐代,中国的经济已由贸易与技术转移,超越了国内经济,融入一个亚洲的区域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