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4、东亚的中国(公元2世纪一公元10世纪)

   第9节  中国对外关系

 

隋唐以前,中国北方长期沦为战场

    中古前期,中国承受西方、北方与东方三方面胡人入侵。中国北方长期沦为战场。这些外族在入侵之初,或是刚从有组织的政治实体崩解(如匈奴),或是还未结合为大型组织(如羌人)。后期入侵的鲜卑拓跋部,则是在形成大型部落的过程中,进入中国,又因应中国的帝国模式,经历了相当程度的改组,以致既有离散部落,将人众纳入“编户齐民”之外,又有北边六镇军人,逆向保持胡化,反扑已经汉化的中央,又再经历第二次的汉化。因此,在中古的前期,中国北部对外关系,承受诸族入侵的交互作用,每当草原上的主力进入中国后,接续就会出现新的力量重新组合草原上的余众。最为显著可见的现象,即是拓跋部进入中国后,漠南有柔然与突厥的兴起,中亚有昭武九姓的活动。这些新兴力量还未成为强大的草原帝国,对于当时的中国,除了形成塞外的威胁外,并未构成列国体制秩序。北魏与其继承者北周、北齐,只是延续中国传统的策略,双方战守互市,也时有借突厥制柔然的远交近攻策略。隋唐未统一中国前,北边已有了统一草原的突厥,东至海,西至中亚。

    西面的丝道交通不绝如缕,即使这条路线上的大小政治实体,时起时落,转口的商运依然可以将商品递送到两端及沿线的市场。那时中亚并没有强大的帝国,只是先后笼罩在柔然与突厥的势力之下。中国西陲则有吐谷浑遮绝丝道。波斯帝国与中国的北魏与北周,中隔中亚的许多民族,彼此没有直接关系。吐蕃还未强大。中国的西南地区,三国汉蜀留下的统治机构,在南朝时渐失功能,然而南中(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也还没有强大的势力,足以为一方之雄。在东方海外,日本承受中国文化的程度,还未有跃进。朝鲜半岛分裂为三个国家,则与东吴及南朝已有浮海来往。所以至今日本名词中还有冠以“吴”称的事物。总之,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情势还是内陷的格局,各方面的民族聚集于中国,却没有发扬扩大的气势。

    隋唐统一之后,中国成为亚洲中心

    中古后期,隋唐统一了中国,中国周边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围绕中国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国与草原民族之间力量的相对消长。突厥是一个庞大而强盛的草原帝国。北朝晚期,突厥曾经是亚洲最强大的力量。中国统一前夕,隋唐都曾与突厥角力,各有胜负。隋末中国纷乱,群雄逐鹿,北边的地方势力,包括唐高祖,都曾向突厥称臣,希望依突厥为后援。但是突厥旋即内乱,分裂为东突厥与西突厥。西突厥又分裂为十姓部落。东突厥则为唐太宗击败,颉利可汗被擒,突厥解散为许多服属于唐的部族。贞观四年(630),四夷君长,上唐太宗“天可汗”的尊号,并且请求开辟“参天可汗道”的驿道,其实即是跨越今日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道北线。这一“天可汗”的尊号,史无前例,象征中国掌握了草原上的绝对优势。然而,天可汗的优势也未能维持很久,安史之乱以后,中国不能控制北方边防线。铁勒、回纥渐成中亚的强大势力;唐末,东北的契丹兴起,终于组织了兼具胡汉文化的北方大国。

    唐太宗平定东突厥时,在突厥故地设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唐室在边外降伏的外族土地上设置羁縻州县及都护府,其长官仍由各该部族首长充任,并为世袭。这种羁糜州府,实际上是自治单位,唐朝中央政府只是赋予首长勋位、官位的名义,与内地的地方政府不同。羁縻州府有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各级,隶属于关内、河北、陇右、剑南、江南、岭南诸道。东西两极边,事实上未能持久为唐帝国所有,高宗朝以后,东西两边均已内缩。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唐帝国势力最盛,安西四镇仍在中国手中,并有军队戍守。东边安东都护从朝鲜半岛西撤至辽河边上,未再能回到平壤的治所。羁縻州府的制度,可以解释为中国对于四邻外族的宗主权。如果以内地诸道为中国本部,则羁縻州府是外延的延长线,形成本部的外围。

    羁縻州府的制度,未见于汉代。汉代在西域设的都护是中央官员,功能为监督西域诸属国;屯田戍卒,如河西敦煌居延各地的候官,属于边塞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汉代内地有少数民族的郡县,则有“道”的单位来管理新附外族,如蜀郡有拊循蛮夷的若干“道”,日久之后,这些道也改制为县。少数民族的首领,或有封号,如“归义越侯”之类。唐制并非完全首创,隋代已有少数前例,但未大规模普遍设置羁縻州府。明清的土司制度,则与唐制相当接近,唯以有少数民族分布的内地省份为多。明代在东北设立卫所,以当地首领充任长官(如建州卫),同时又不属内地的卫所,与唐制最为接近。

    高句丽、日本等东方诸国

    唐帝国更向外延伸的一圈是一些册封所及的外国。朝鲜半岛的三个国家,自古与中国关系密切,中国也屡次介入该地的事务,隋唐两代多次征辽失败。但在唐太宗以后朝鲜各国与中国来往频繁,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十分深刻,自此以后,常为中国册封制度中最为友好亲密的国家。日本侵犯高丽,中国也出力救援。

    日本是另一个独立国,但属于唐代册封体制圈内。南北朝时,日本与南朝的刘宋颇有来往。隋代开始有遣隋使来中国。日本大化革新( 645)以后,建立以唐制为模本的律令制度,组织了汉化的政府,派遣学生、学僧、工匠……来华学习,并且在中国文字基础上创制了“假名”作为拼音字母,是朝鲜半岛三国之外,一个深度汉化的国家。东北边外的??族,则建立了渤海国,其政府制度也仿唐制。

    中国东方的这几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及渤海,都曾接受大批中国移民。朝鲜半岛的箕子传统之外,东汉以至南北朝,中国内乱,辽东为内地人民避难之地;半岛上曾有汉代设立的乐浪、带方、玄菟等郡,内地移民当亦可到。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失败,陷失隋军不少,都在半岛落户。在弥生时代,曾有大批大陆移民,陆续移居日本,在九州岛地区为多。日本传说,秦始皇后裔,弓月君曾率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居日本,这些人民被称为“秦人”;又有一位号为汉灵帝王子,名为阿知使主,率领汉人移居日本,这些人称为“新汉人”。今日日本姓氏,还有秦姓、吴姓,自称为秦人、吴人之后。更可注意者,遣唐使的出发地常为九州岛,而使团人物也以九州岛人士为主,是则中国移民之后可能是促进日本输入中国文化的重要推手。

    凡此东方诸国,其与唐帝国的关系,政治上为册封体制,文化上为模仿中国。工艺方面,也是如此,却又各有自己发展特色。例如朝鲜的织锦、日本的冶炼,精美程度还胜于中国产品。朝鲜与日本的儒学与佛教,发展十分迅速,既承受中国的传统,又发展出自己的传统。但是,中国与这些东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从来不能与中西之间海陆两路丝道之规模及影响相比。其中缘故,当在这些东方国家的物产,与中国的物产同构型甚高,缺少互补的需求,遂不能有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关系。

    日本与朝鲜半岛诸国,在汉代以来,即曾接受中国封号。以高句丽为例,汉封“高句丽王”,东晋则封授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兼有中国宫职名衔及五等爵。日本在汉代受“汉倭奴国王”金印。在南朝宋代,日本贡使转持国书,自称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刘宋不许,仅授予“安东将军、倭国王”。其时,百济国王已有“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百济王”的封号,从这一事件看来,日本早有扩展野心,希冀以中国封授的虚号,取得合法控制朝鲜的权力,亦即一方面接受中国为宗主国,另一方面狐假虎威,建立自己在邻近地区的霸权。册封制度,在当时不是空洞的仪式,而是具有实质权力分配的层级组织。唐代实力比刘宋强大,但对于日本并不假以羁縻州府职衔,所以不将日本列入帝国结构的第二圈,而置之于第三圈的朝贡属国之列。

    吐蕃与南诏

    吐蕃、南诏与唐帝国间,又是另一种关系。吐蕃是羌人在西藏高原建立的政权,其兴起时间相当隋唐之成立统一大帝国。唐初,吐蕃已颇为强盛,唐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和亲弃宗弄赞。吐蕃王除了娶中国公主,也娶尼泊尔的公主,正反映其在文化上与政治上居于中印之间的地位。唐初,中国击败东西两突厥,“天可汗”的威胁,西端远达中亚,安西都护的四镇是中国势力的西端末梢。吐蕃在内部统一,并击败尼泊尔后,曾尝试伸张势力于西域。但是为中国河西走廊至安西四镇的实力所阻,只能经由喀喇昆仑,西南下山,接通旧的东女国取得食盐的商道,伸入西域南部。唐高宗、则天两朝,中国多次失去四镇,又取回四镇。唐帝国的策略是以这一条国防延长线隔绝吐蕃与突厥诸部之间,保持丝道畅通。

    其时,波斯萨珊朝已受新兴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称为“大食”)北上的威胁。中亚形势遂成为多角的斗争。其中各方战略考虑,未必全为丝道上的经济利益,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领土扩张及控制中亚这一片四战之地。丝道的经济利益之受益者,是绿洲上的小国及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吐蕃、大食与后来先后介入的突骑施与回纥,都志在收取丝道上诸国的税收。中国则以东亚大帝国,始终力图保持西域的统治权。中国削弱了突厥及草原其他势力的力量,但西北一路,孤军独悬,补给线太长,于是虽有王孝杰、郭元振时的大胜,也有高仙芝在怛逻斯城的大败。中国在开元、天宝时,国力最盛,安史之乱,陇右及西域军队都内调投入内战。.朔方兵与回纥马,全力东顾,吐蕃在西陲有了扩张的机会。安史之乱后,吐蕃成为庞大帝国,凤翔以西领土均为吐蕃占领。吐蕃还一度攻陷长安。建中四年(783),唐蕃会盟,北方以泾陇为界,南方以大渡河为界。唐代中国与邻居的关系,经常是宗主身份,受制于吐蕃,是为仅见。在中亚的多角斗争中,唐代曾有远交近攻的策略,打算联合大食、回纥以制吐蕃。德宗朝名相李泌即有此计划,但终于未能实现。河陇长为蕃有,河西张义潮叛蕃回归中国。然而,宋代西边,难得跨越维州(后更名为“威州”,在今日四川的西北部)。藏地文化方面,藏传佛教结合本土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也未有发展机会。

    南诏是中国西南的新兴政权,据称是汉代哀牢夷后人,原有六诏——亦即六个领袖管治下的部族,分布于云南、贵州及川南。民族血缘上应与今日的泰国有关,文化则是在土著文化上添加汉、藏两个文化。六诏中的蒙舍诏于唐玄宗开元末统一了六诏,玄宗封为云南王,德宗时改封为南诏王,其疆域包括中国西南及泰、缅、越、老挝的邻近部分,逐渐将东西两翼及西南诸蛮合并为一大国。。唐盛时,在这一带设了不少羁縻州府,隶属剑南道,吐蕃兴起,南诏因其文化渊源,遂服属于吐蕃,助其侵轶剑南,并吞诸蛮。南诏位于西南,群山之中有一条贸易路线,今日称为“第三条丝道”,联系中国西北与西南,延伸到中南半岛及孟加拉湾地区。贸易方式主要是区间转输,不是直接贸易,商品种类为南方的盐、铜换取北方及中国的产品。

    吐蕃与南诏在唐帝国的大圈子内,独立性相当强,不像东方朝鲜半岛诸国,纳于册封体制。这两个国家形成于唐时,但延续颇久。南诏后来是宋元时代的大理,长期维持相当程度的独立。蒙元为梁王封地,明代始为行省。西南诸地的土司,颇多源自元代者。

    总之,隋唐的中国是一个庞大国际网络的核心部分,中国以其文化与经济的优势,支持了军事活动,一度将北边游牧民族压伏,形成一个无以为敌的大帝国。经由羁縻州府结合外族的帝国外围,经由册封制度吸纳邻近国家依附于帝国体制。然而,更外一层则是吐蕃及回纥一类独立的势力,时友时敌,和战不定。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世界,与先后由波斯、大食为核心的中亚及西亚,在中亚颇多接触,国际上也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发展为多角的关系。至于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世界,于中亚有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但于东亚则以文化交流为主,最可见的部分即是佛教先经过中亚传入中国,后又有海陆两道与印度交通,中国直接输入佛教及印度文化,并转输朝鲜半岛及日本。东亚世界的商品经由海陆两道,与中东交易,并转运到欧洲。陆上丝道的利益,为中亚及中东诸国分润。海上交通的受益者是波斯、阿拉伯、犹太及印度的航商。中途的港口诸地,所承受的影响,则是在航线上的诸小国,但其蔚然成为富裕的东南亚,还须在唐宋之际及以后。中古时期前半段,中国是内敛的,于积累足够的文化与经济能量后,在中古后半段,中国是开张的,遂成为东亚文化经济与政治秩序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