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5、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公元10世纪一公元15世纪)

   第1节中古后期的中国与列国体制

 

中国文明更进一步扩大到东亚以外。面对其他文明的挑战,冲突与融合是最常上演的戏码。许多外来民族的扩张,尤其蒙古西征,将东亚的中国与西方之间,建构成一大片交流融合的地区。于是,中国的经济网络扩大了,而中国型思想也更坚实地形成一个完足的思想系统。经过这一次转换,中国与东亚几乎已不可分隔!

第1节中古后期的中国与列国体制

宋人不再是东亚世界的中心

    一般中国历史的排列方式,唐宋联称,视为中国的统一王朝。实质上,宋代中国是当时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不能与唐代早期的中国相比。在第四章中,我们已说过唐太宗至玄宗时代的形势,中国是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在“天可汗”的秩序下,中国建立了许多羁縻州府,收揽不同的外族于大唐帝国的霸权之下。但是,也正因为大唐帝国包罗四方,有些外族遂得以自由进入中国。中亚与北方草原上民族斗争中,有些失去故有土地的部族,即以备置羁縻州府的方式,移徙中国内地,分布地区遍及今日陕、甘、晋、冀各省。北边沿边的胡族,依塞居住,在安史之乱以前,或贸易,或充军伍,与汉人杂居。中国北方(今日内蒙古、辽冀诸省)胡化甚深,安史之乱即是胡化地区挑战中央,而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形同独立,延续了胡化的文化传统。在这一基础上,中国与北族对抗的形势,遂由长城代表的农牧交界,南移为以北方中间地带分隔的南北对峙。

    五代虽有五个朝代之名,其中后唐、后晋都是沙陀军事集团建立的,后汉、后周(即宋代开国之君所隶属的集团)毋宁仍是上述胡汉混合军事集团蜕变的势力。五代的中原,既是混战的局面,也始终承受北方契丹的压力。宋代建国,也不能摆脱受制于契丹(后来改名为辽)之困境。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之后,中国的国防线退到今日河北中部与山西东北部。辽为女真(金)取代,金又为蒙古(元)取代。中国的北方国防线一步一步南撤到黄河,又南撤到江淮。在蒙古已兴起,女真犹未灭亡之时,中国由北而南,有蒙、金、宋三个地区的抗争。

    南宋能在江南偏安,其实也只是依靠南方在安史之乱后发展的丰厚经济力量。五代十国中,九国(吴、闽、南唐、吴越、南汉、荆南、楚、前蜀与后蜀)实质上是汉人在南方建立的国家。宋与辽金元是长期胡汉对峙形势。在对抗的过程中,宋人始终处于劣势,屡败于辽,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之间有过百年和平,这是以大量岁币换来的!宋辽之间的名分,虽没有后晋儿皇帝的窘况,也未免自称弟位,受尽委屈,宋于金元,当然更为可怜,北宋亡于金人,南宋亡于蒙元,虽欲称臣而不可得!

    宋人西北,有一西夏,本是唐代吐谷浑故地。吐谷浑是一个鲜卑贵族统治羌人的部族政权。西夏地居蒙古草原与西藏高原南北交接之处,本来是五方杂处的地方,西夏党项部族唐古特,其实也是多民族的混合。西夏以蕞尔小国,存在二百年之久,竟也成宋人西陲大患,宋对西夏战争不利,不得不以岁币换取和平。西藏地区的吐蕃,在唐代逐渐兴起。安史之乱,吐蕃侵略河西陇右及今日四川的西北部,唐蕃八次会盟,双方大致是平等地位。但是吐蕃军队曾多次侵入关中及剑南,唐人也是无可奈何。宋代的吐蕃,由于不断受回纥的侵削,实力大不如前,终于向辽人称臣纳贡。宋人与吐蕃之间,纠纷不多,然而宋人也至多无须受败亡之辱。

    在西南方,南诏于唐代兴起,统一今日云南的六诏,文化上兼收中国、吐蕃与南传佛教的影响,自成一个格局。宋代初起,玉斧划江,将西南置于域外,在这一汉代已入帝国版图的西南地区,段氏大理继南诏而为独立政权存在三百多年( 937-1253),到蒙元取道西南迂回伐宋时,大理才为蒙古征服。中国的东方,朝鲜半岛长期接受中国文化,汉化程度很深。经过隋唐多次征伐,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新罗、百济、高句丽都受唐代封号时常朝贡。宋代的朝鲜半岛已为高丽统一,对于宋、辽、金、元,都朝贡不断,即使南宋已偏安江南,高丽仍由海道保持与宋人的来往。高丽汉化虽深,却不再是宋人的属国,所谓朝贡,毋宁是为了贸易。

日本大量接受中国文化

    日本大量接受中国文化,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在文字、官制、律令、宗教方面都沿袭中国。隋唐时,日本当局还要求中国册封,以取得当时东亚最大帝国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宋辽金元时代,日本却已不再领有这些大陆政权的封号。

    中国东南海外,最为邻近的地区是交趾支那半岛(今日中南半岛)。这一地区的北部,在汉代即已设立郡县——交州。南朝时,交州也在疆域之内,隋唐时亦是中国直接统治的地区。唐末大乱,中央政令不能及于交州,该地区形同独立。先是占城真腊屡年进贡,宋人于1119年及1120年先后封其国主为国王,亦即承认其独立自主的地位。南宋立国之初,更封交趾的统治者为交趾郡王,又于1 162年,封李天祚为,安南都护南平王,多少还是羁縻州府的地位。1 174年,宋改封李氏为安南国王,从此中南半岛不复为中国郡县。

    因此,环顾中国内外,宋人于辽、金、元、西夏,都处于劣势;于高丽、日本、大理也没有天朝上国的地位。中南半岛之国,虽对宋人有频繁的朝贡来往,而且接受宋人册封,实质上朝贡只是官方的贸易关系,宋人的宗主国身份,并无实力为后盾。宋人不再是东亚世界的中心;而面对北方的强邻,宋人可谓居于弱者的地位。东亚世界显然已是一个列国共存的国际社会。在这一国际社会中,合纵连横,盟会与战争,都取决于国力的强弱,也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岁币是以财富移转的方式换取和平;相对地位的安排,例如朝贡与册封,可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则又是以国际关系换取经济利益了。

    汉唐的中国,有一个多重同心圆的网络,以安排中国与四邻的关系,遵循古代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叠合的理想形态,五服或九服的结构中,中国居于中央,由此一层一层推展不同的政治单元与中国的相对关系。册封朝贡的制度由此而编织列国于天朝上国的四周。汉代的归义侯王及唐代的羁縻州府,加上屯戍的军队,也都是维持普世帝国秩序功能的运作方式。唐中叶以后,这一理想秩序已明显崩溃,宋代的中国本部已不再有普世帝国的格局,中国其他部分的辽、金、元,都是由部族进入中国。在制度方面,他们必须保留白族的传统,又难免吸纳帝国的框架,却终于是两者的凑合,不能发展为普世帝国。虽以蒙元的狂飙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庞大军事帝国,却不能整合为一个普世秩序,终于难免分崩离析,解散为几个地方性的汗国。

    宋人地处中国本部,继承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普世帝国的朝代,终究只是历史上留下的记忆。唐代帝国的华夷胡汉意识并不强烈,宋人则于夷夏之辨,十分认真;而民族意识于普世帝国理念,终究如圆凿方枘,不能相容!

中亚列国的发展与中国也颇有渊源

    中亚地区,已超越中国的内部及近邻;于中古时代的晚期,中亚的列国关系竞也与中国地区的发展,彼此影响,息息相关。唐代国力强大时,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及所属羁縻州府远达中亚,其势力可以达到今阿富汗的河中地区。唐代中衰,不再能顾及中亚,中亚又成四战之地。

    中古时代中亚的纷争,大致有两个重要的现象:一是挟伊斯兰教而兴起的阿拉伯帝国,由中东扩张延伸到中亚地区,改变了当地部族国家的发展形态。第二个现象则是中国北方草原上,不少游牧帝国(或部族联盟)此起彼落,在北方草原上失败的部族余部,都往中亚迁徙,一波又一波投入中亚列国的斗争。

    若没有上述第一个现象,中国北方流徙中亚的部族,可能正如古代西迁的匈奴余众一样,逐渐与当地其他民族混合,甚至更往远处移动。但在有了第一项现象,亦即阿拉伯人在中亚建立了庞大帝国,从中国北方移徙进入这一地区的部族,也必然组织强大的帝国,并且从此落地生根。于是中国漠北回鹘大汗的游牧帝国覆亡后,其西迁余众遂于伊犁河及锡尔河(七河地区)建立了喀喇汗国( 840-1211),虽有兴衰起伏,却也存在了将近四个世纪。喀喇汗国不断与萨曼朝斗争。祖居也在中国北方的突厥人,有不少成为中亚帝国的军人;其中有一支的领袖,担任中亚帝国在东方(呼罗珊)总督,却于962年割据自立,建立吉兹尼朝( 962-1041)。突厥人的后代与回鹘人的后代,又在中亚对峙许久。而喀喇汗国的领袖,自称“桃花石汗”,而中亚语汇中,这一个名词即指“中国”,可见西徙的回鹘,即使已在此立足数百年,还是自认来自中国。

    在辽国覆亡时,辽宗室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在中亚建立西辽( 1132-1218),他们的对手则是来自中亚的塞尔柱人。西辽带来盼‘契丹”一名,演变为今日西方语言中的“Cathay”,当作“中国”的名称。最后最严重的一次冲击是蒙古西征。从中国北方的草原,一波又一波,蒙古的铁骑征服了中亚诸国,兵锋直指中亚帝国的心脏地区。

    上述喀喇汗国与西辽进入中亚的历史,如从广义的“中国”讨论,则是来自中国的民族因迁徙中亚,卷入中亚的列国斗争。这一地区终于伊斯兰化,但是当地的大小政治势力,并未因为伊斯兰普世宗教的影响,组织了普世性的政权;民族的认同,也在中亚呈现为列国竞争的多国体制。五代至宋代的中国本部,北方的强大游牧国家以及东方与南方新兴的大小国家,构成中古后期的列国多元社会。当然,这一国际社会的诸国,虽已不在普世帝国的秩序之中,却也没有经历欧洲前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东方中亚与东亚的列国社会,终究未曾发展为近代以民族为主权国家实体的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