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5、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公元10世纪一公元15世纪)

   第2节 北族政权与汉人世界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族群,曾在中国建立了三个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 947-1125)、西辽(1132-1218);女真人建立的金(1115-1234);蒙古人建立的元( 1271-1368)。重叠的年数不计,只从辽代到元代终止,已有四百二十余年,元代顺帝北返蒙古故地,成吉思汗的子孙仍为后元。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子孙达延汗曾统一蒙古,迄于17世纪,汗号犹存,但是部落林立,势力分散,蒙古不复是一个可以确认的政治体。在这一段过程中,瓦刺也先在土木堡之变,俘虏明英宗(1449),以至俺答接受明朝封为顺义王(1571);其实蒙古与汉人的明朝,仍是南北对峙的情势。因此,若以10世纪到16世纪,看作中国近古史上的南北朝,也未为不可!

    这三个族群建立的政权,在汉人为主体的历史系统,通常列为外族入侵,不入正统。但是,四五百年的南北激荡,而且大片中国疆域曾由北族统治,中国人群成分与文化因素,无不经历相当程度的改变,中国的历史也不能不于此有所关注。

北族政权的建立凝聚了北族的共同意识

    中国文化的涵化力强大,外来族群进入汉地,居住久了,大致都接受汉化。然而,汉人地区之外,这些北族政权还有相当广大的土地与人民,单从汉化着眼,往往也有失真之处。尤其成吉思汗建立了帝国,其因为蒙古狂飙而纳入一个庞大统治体系之内的人民,有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国汉人地区,其实只是几个大汗国之中,偏于东边的一分而已。辽金势力,逊于蒙古,但是他们统治的模式,当为蒙古制度的前例,此处也可一并论列。

    穹庐生涯,迥异农耕。北族取得长城以南的土地与人民,必须有一套分别治理的方法。辽人在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后,统治机构分为南、北两个枢密院,北院管理已经改编的北族诸部,南院以汉法治理汉人州县。燕云十六州的百姓,仍是汉人文化的生活。这种两元管理的形式,金、元都遵循,未有很大改变。金人留在东北故地的人不多,汉化较为迅速。蒙古的情形则不然。成吉思汗灭金之后,将征讨中国汉地的任务交托给木华黎以“国王”名义,治理中国北方,大率也循金人故迹,以中国原有的州县为治理机构。

    在这些原有州县的管理之上,金人曾在各处驻扎戍军,称为“猛安”、“谋克”。蒙古也有“探马赤军”,戍防冲要地点。元时河北关陕,遂有汉人军万户,以地方豪强的武力为之,但在万户之上,必有蒙古人担任“达鲁花赤”,监督地方军政。这种驻防戍军制度,在清代也有驻防旗营,由满人出任将军,驻守要地。

    蒙古征讨南宋时,是在西征大事扩张之后,因此蒙古自己的军队已大都分散在中亚、中东与西北。当初,随木华黎进入汉地的蒙古军队,只是大汗武装力量的一小部分。经过西征分兵四讨,后来由蒙哥、贵由、忽必烈诸大汗经营中国的军队,很多是从西北与中亚征发的“签军”。因此,驻守各地的探马赤军,实际上已是不同族群混合的部队,其族群成分极为复杂。明代兴起,蒙古政权回到大漠南北的人众,只有六个“万户”。那些探马赤军的后裔都留在汉地了!中国的人口,也因此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

    不仅中国汉地有此人口成分的改变,蒙古西征常将一批新征服领土的壮丁,签发征军,参加下一步的征伐。成吉思汗时如此,后来西方几个汗国也都如此,用此方法不断征服,不断扩张。欧亚大陆中间这一大片,今天称为“内亚”的地区,经过蒙古狂飙,其人口成分实已大为混合,无复中古时期的旧貌。

    不仅蒙古的征讨有此效应,即以西辽而言,辽国为金人灭亡,耶律大石率领余众西奔,建立西辽于楚河流域,一度成为中亚强大的势力。直到蒙古别部乃蛮部为成吉思汗击败,乃蛮王子屈出律依托于西辽,然后反噬又灭了西辽。有了这一经历,西北诸族的原来形势,也为之混合与改组。整体看来,辽、金、元三代出入中国,迭起迭亡,对于东亚、北亚及中亚的国族与人口都有深远的影响。

    草原上的人民,通常分散为部落,平常自有放牧地区,部落之间也散漫无所归属。至于族群认同,通常在出现具有强势领导能力的人物后,会以横扫之势,统一原本分散的各族,建立一个共同的族群意识。秦汉时的匈奴,北朝的鲜卑,隋唐时的突厥,都是如此统一草原的游牧大帝国。这些庞大帝国,经历了一段时期,又会再度分散,不再有共同的族群,直到另一位强权领袖出现,再一次统一草原——如此一再循环。在阿保机、阿骨打、铁木真三人之后,草原上先后有了三次衔接联属的统一局面。辽、金、元三代都从中国吸收经验,蒙古还从回鹘与西藏吸收更适合于游牧特质的文化因素,虽然蒙古在明代退回故地,这几百年来的涵化过程,并未停止。后元既与明代的汉地中国激荡,也受到了西藏发展的藏传佛教影响。于是,在政治制度上后元虽然再度分散为若干部族,却又能以喇嘛教信仰及蒙古新旧文字相互联系。从此数百年来,中国北方与西边的草原上,只有一个蒙古族群。

    同时,虽然女真的霸业为时短暂,即为蒙古代兴,但是中国东北的女真故地,却在明代继续与中国汉地政权激荡,终于在努尔哈赤手上,满洲又成为东北地区的强大力量。满洲与蒙古之间,虽也有过斗争,从大的方向看,两个族群的关系,合作多于对抗,这两个东北林野的渔猎族群与草原上的游牧族群之间的联系,当以藏传喇嘛教的涵化为重要力量。其次,满洲文字承袭蒙文,也促成了两个族群的共同意识。清代入关,在形式上,毋宁重演辽金的经验,但满蒙关系之密切,则是过去几次征服王朝未曾经历的。这是近古以来,亚洲北方形势非常重要的变化,从此以迄近代,草原上不再有过去不断出现的聚散分合。

    相对而言,成吉思汗分封诸子,建立于西边的几个汗国,既与中国附近的蒙元对立,彼此之间也斗争多于合作。这些汗国虽然有过耀武扬威的强大势力,却终未能走向统一,甚至在文化上,也逐渐为当地文化同化,尤以伊斯兰文化的涵化最为彻底。在中亚崛起的帖木儿,虽然拥立察合台系下的“黄金家族”子孙为汗,自己则采用了苏丹为名号。同样的,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实际上是伊斯兰国家。东欧与俄属的鞑靼,也不再有共同的蒙古族群意识。

北族政权对汉文化的影响与改变

    中国汉地,经过三个北族政权的统治,也承受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中国北方,中古以前是中国文化的腹地。近古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活动,移向南方。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为藩镇割据,燕云十六州割为辽有之后,北方更长期为北族统治。辽人用汉官治汉地,韩延徽、刘守光之辈,在辽国发展为盛族,韩、刘、马、赵均是勋贵之后,横行一方,其性质与隋唐世家大族迥异。辽金元三代交替之际,山东、河北的地方豪族,处于三朝易代、南北对峙的夹缝中,遂分别发展为地方军阀,号为“汉军世侯”,其中严、史、武、张、李、汪、董诸族割据一方,经历数世,敌友主从常常变’’易。不仅河北、山东,关陇之间也有这种地方势力;元末的孛察罕(察罕帖木儿)及其义子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出身西域色目人的探马赤军户,集结民间武装力量,二人势力足可与蒙古功臣世家答失八都鲁与孛罗帖木儿父子抗衡,而犹胜之,最后竟成为维持元代政权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这些军阀,也与元末红巾以下,包括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的性质一样,都是起自民间,无所凭借。朱元璋取天下,为刘邦以来所仅见,却与魏晋以至隋唐诸代的更迭大不相同。其间原故,当是宋元以下,过去以世家大族累积势力的情形,不再见于中国。三个政权抹去了中国北方大族的传统势力,而南宋疆域之内,自从六朝以后,早已不见世家,遂致以社会精英家族力量为基础的社会势力,从此式微。凭借民间宗教为组织核心的小区力量,则此起彼伏,挑战皇权。

    简言之,三个北族政权,一个接一个,累积的长期效果,其遗留于北族与汉族社会的影响,有其长远的意义。一方面凝聚了北族的共同意识,另一方面也导致汉族社会性质的若干改变。近古以后,中国汉地与草原族群的关系,以及汉地南北分野十分显著,大约都与这四百年来的变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