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5、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公元10世纪一公元15世纪)

   第3节  东亚经济圈的形成

 

在“天可汗”的秩序为列国并存的多元体制取代之后,东亚各地区的经济关系却并未随之而疏远。相对的,宋元时代,东亚诸国发展了相当密切的经济叫网络。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北方成为战场,几条平行的东西通道则可能仍有发展。北方几个庞大游牧族群频繁互动,有战争,也有物质的交换及人口的移动。中亚的区间及区内有粟特商人来往各处。考古所见,常有多种语文的契约文书与账册,可以窥见活跃的商业活动。交通中心,例如高昌与瓜州、沙州的河西走廊,都以蕞尔一地,颇能自立于当世。这些地方,在剧烈的族群斗争中,居然能卓然自立,全由于位置冲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以丝帛换取和平

    中国北方、西北与中亚,先有突厥与中国争夺霸权,后有回纥、吐蕃、大食(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在这些地区的纵横捭阖。虽然道路不如在同一政治权力圈内畅通无阻,然而随着战争而来,必有相当数量人口与物质的移动,讯息的交换也必然十分频繁。在中古后期,中国北方逐渐凝聚为几个强大的政治体:辽、金、西夏、蒙元及蒙元的汗国,中亚也经过伊斯兰化过程,逐渐整合为庞大的帝国。这些政治势力,保持了自己控制地区内的安定,也能以集合体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官式交易。最显著的个案,则是中国以丝帛交换草原的马匹。唐代与回纥之间,这一项目的交易,数量是相当巨大的。宋代与辽及西夏之间的条约,包括大量的岁币,以中国的丝帛,换取和平。茶马的交易,也不断在边界进行。中国付出的岁币,数量极大,动辄一年数十万匹丝帛。辽与西夏,必然又将这些丝帛转贩于西方世界,博取利润。是以,这样的国际条约,实际上是强制性的攫取长程贸易的商品。

    蒙元狂飙,建立横亘东亚与中亚的庞大势力。征服的战争本是残酷的毁灭;另一方面,蒙元对于征服地区的商业活动,以及手工业生产,反而相当支持。蒙古大汗世界的东西驿道,通行无阻。即使诸汗国之间有权力斗争,遮绝道路之举也只是偶而有之,大体上长程的商业活动还是相当活跃。中亚的商人,在蒙元统治的中国,号为“色目”,为蒙元服务,甚至担任蒙元政府的官职。其中原故,即在于这些能算会写的商人,正补足了蒙古骑士“略输文采”的缺点。色目是一个内涵复杂的集体名词,意指来自西方的各种不同族群的成员:包括粟特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甚至欧洲人;如果马可波罗确有其人,也当是其中一员!这群活跃于东西商路上的人物(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见证了一个巨大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形。

    瓷器和铁器贸易盛况数百年

    中国在中古时期发展的国际贸易商品,主要是丝帛、瓷器、茶与铁器。唐代是以丝帛为最大宗外销商品,但是宋代时中亚与日本朝鲜也都有了自己擅长的丝织品,中国的丝帛不能再专利于一时。宋代的瓷器生产,却有长足进展。唐代名窑,多在北方。五代以后,南方产瓷的数量与种类,都超迈前人。中国的冶铁工业在宋代也颇有发展。根据《宋会要》的记载推算,宋代冶炼钢铁的年产量达15万吨,相当于当时欧洲年产量的一倍!宋代茶叶产量大增于前,已是一般平民都能享受的饮料。茶也由北边西传,成为国际贸易商品。一些地方性商品,例如西南出产的盐,也是贩往中国北方的重要商品。

    五代时,十国之中,九个在南方。一方面由于南方不是逐鹿中原的战场;另一方面,也因南方的经济力量十分充盈。上述瓷、铁、茶诸项商品,都以南方为主要产地。外销商品的路线,海道运输量大又安全,远胜于陆路千里驼运之苦。以瓷器为例,经过海道,中国瓷器销售于东南亚、印度,而终点则为经过波斯湾或红海,销售于中,又转运到欧洲。红海起岸转运的港口,福斯特( Fustat)-地,残瓷堆积如丘,见证了当时中西瓷器贸易的规模。由于巨大的外销市场,南方不少地区都生产瓷器。在五代与宋代,湖南生产的瓷器,溯水逾岭运到广州,几乎专为外销之用。考古学家在长沙附近的瓦渣坪找到大批古窑窑址及瓷器残片,残片上有专为中东市场烧制的花纹。这些瓷器可说是早期的贸易瓷了。五代的楚,位于湖南,地小兵弱,居然也能自立成为十国之一,实有赖外销贸易的经济。宋代四大镇,原来都不是城市,只因为经济功能,于是蔚为大镇。四镇之景德镇以产瓷为主,佛山镇以冶铸铁器为主,两者都因特定产业而兴盛。这两项产业的产品,兼有内销与国际市场,遂能盛况持续数百年之久。

    泉州是重要的国际港口

    南方沿海,颇多重要的国际海运港口。广州与交州,自汉代以来,即是外舶云集的要港。宋代交趾已自成一国,广州则繁荣如故。广州的中东与南海胡贾蕃客,虽经历过黄巢之乱的大屠杀,却仍以广州为贸易重点。五代的南汉,政事上无可足道,却也能偏安一方,即由于广州累积的资源十分殷实。

    泉州是唐宋蒙元重要的国际港口,中东胡商颇多在此落户。今日泉州郭、丁诸姓,还可追溯伊斯兰来源。马可,波罗笔下的刺桐城——泉州,俨然是当时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港口。今日福建已不产瓷器,当年却有许多瓷窑烧制外销瓷器,遗址还在诉说旧日盛况。五代闽国,国小人少,居然能割据一方,端赖其外贸的经济资源。吴越也是小国,但丝帛之利,甲于一时,越瓷名窑(如龙泉窑、哥窑)都在浙江。明州(今日宁波)也是著名国际港口,因此,吴越小国,居然能有财力修治海塘,开辟水利,竞成当时安乐土,而且在十国中,享祚最久。浙江曾有过摩尼教学院,当地外来文化的影响,可想而知!同理,据有长江下游的吴与南唐,不但是东南财富的中心。扬州也是国际河港,海船可以溯江而上,直泊扬州。洪州(今日南昌)则是由福建逾岭北上的转运站,也有国际贸易中继点的功能。南唐在十国之中最为殷富,国内国际市场提供的资源,是其立国的基础。四川的前蜀、后蜀,不仅有天府之国的资源,其与河西、西藏及南诏大理的国际贸易,以茶盐易马,也是颇为有利。后来,南宋缺马,西南运来马匹,是宋代军资所需的货源。

    陆路贸易中东因地理优势而垄断利润

    由上面所述可知,中古时代的后期,中国在北方与南方都有国际间物质(或商品)的移动。国际交易中,谁是赢家?北方的交易,中国以丝帛与茶,换取马匹与毛皮及其制品。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官方以丝帛买回纥马,宋代以岁币输运辽与西夏,在这种交易,中国并不获利,岁币更是白赔!北方邻国接受丝帛,也不是全为自己的用途。大量丝帛经过中亚的各国,运销于中东及欧洲市场,博取厚利。自从伊斯兰帝国在中亚与中东建立霸权,海陆两条通道运来的东方商品,包括中国丝帛、瓷器、纸张与南海的香料,其中继站的伊斯兰国家,专擅利润。阿拉伯人也在中东仿制中国瓷器,并不成功;丝帛加工,再转售各处,则利润丰盈。胡商带来中国的货物,以珠宝为多。这些宝石、珍珠、玉石有的产自非洲,有的出自东南亚,珍珠则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暖水为多。中东并无可以贩卖的产品,胡商蕃贾不外顺路转贩,却在中国可以高价出售。中国历史与文学作品上,颇多胡贾与珍宝的记载。因此,中东地区依仗地理之便,垄断东西贸易的利润,维持了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在大西洋海运开辟之后,中东地区即丧失了地理优势。中东地区在15世纪之后,渐趋衰落,实与此一形势的转换,有相当的关系。

    海道国际贸易繁盛

    东南与南方海路的情形,则有所不同。中国外销的商品,丝帛、瓷器、纸张、金属制品……不仅运往中东,也在中途营销。中古航运沿着陆地边缘航行,从东南港口出发,往北运往日本与朝鲜半岛。这两处的产业,大多与中国相近,并无显著的互补性。日、韩以高档商品(如高丽织锦与日本刀剑)换取中国的高档商品(如瓷器、纸张,甚至建筑佛寺的建材……)。宋代中国从日本进口的项目,最值得注意者为铜斤!此事下面当再论述。

    相对东洋贸易,南海的贸易规模大多了。这条航线基本上是由今日中国的南海沿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绕行至今日印度尼西亚,再沿马来半岛西岸北上,跨过盂加拉湾驶往锡兰,折南沿印度次大陆北航,再跨海直驶进入波斯湾,或进入红海,起岸转运到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港。航线经过之处,远达中东,间接连接地中海与欧洲,近者有安南、占城、真腊……以及今日东南亚与南亚地区。来往的船舶,不但有中国船也有印度船、大食(阿拉伯)船,船舶载重数百吨,虽是沿岸行驶,也已广泛使用罗盘定位。多桅风帆,可以逆风行船。中国商船已有隔水舱及中轴舵…….航海的条件,已经可以有相当确定的航程,也有相当程度的安全。除了舶长(船主)自己的货物外,中国的海商也可订货位,自己随船押运到销售商品市场的某一港口售货,再搭回程商船,载回当地商品,在中国市场出售。

    这样的贸易,牵涉海员、商贾、当地牙行以及政府的榷关。往还于这条航线上的胡贾蕃商,颇有人长期定居于中国港口地区。广州、泉州、明州……甚至中继港的内地港口,如扬州、洪州,都有外国商贾长期居留,号为“蕃坊”。同理,中国商人也必可能定居于东南亚诸处,今日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后代,据称有可以远溯八百年之久的口传历史,则在宋元时代即已到此定居了。明初郑和七次远征,其海员及其航海知识,甚至造船技术,均是继承了宋元长程海运经验。郑和以后,明代闭关自守,但是华南民间与东南亚之间的来往,事实上不曾中断,于是东南亚各地的华人聚落也长期持续存在,形成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牢不可破的贸易传统。

    中国货币成为国际通货

    南方航线的贸易,根据《宋会要》记载,通商的国家主要是大食、古逻、?婆、占城、渤泥、麻逸、三佛齐、宾圆胧、沙里亭、丹眉流……中国输出的商品为金、银、缗钱、铅、锡、杂色绢帛,精粗瓷器……输入的商品为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珍珠、镔铁、玳瑁、?皮、砗磲、玛瑙、水晶、蕃布、乌椭、药木……

    输出项目中,金、银与缗钱占了前三项,都可视为以现金支付舶来商品。宋代货币经济已很发达,唐代使用绢帛为实物货币的情形,已经绝迹。金银是贵金属,本身即有货币与商品双重意义。铜铸的缗钱则完全是通货,宋代榷税以缗钱计算,铜币的使用数量相当庞大。,宋代商品经济确实发达,政府榷各种商税的收入,是政府收入的重要部分,反映了宋代一般购买力强大,供销活泼。北方辽与西夏,都进口宋人货币,同时禁止铜币出境,即反映辽与西夏,甚至金、元,都使用宋币。日本出土宋币甚多,可见宋币也在日本流通。中国的货币遂成为国际通用货币。从考古资料中,各地颇多宋代铜币,如做通盘考察,当可检查这一假设。

    中古时代的中国,不仅已纳入亚洲整体性的经济网络,而且中国在中亚一东亚长程贸易居于商品的供应者地位,而在海道方面的国际经济,中国货币更是国际通货。经由中国为中心,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正在趋于整合为整体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