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5、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公元10世纪一公元15世纪)

   第4节  经济与多元网络

 

宋代建都汴梁主要为了漕运方便
   

      中古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均有转移,并且逐渐发展为多元与多中心的现象。唐代的前半段,政治中心在长安一洛阳的轴线上,但是这一地区生产的粮食,已不足供应政治中心广大人口的消耗,必须由东南漕运大量粮食。安史之乱后,两都残破,加上藩镇割据河北,吐蕃、回纥出入陇右,首都地区更非依赖东南的经济支持不可!
    宋代建都汴梁,固然继承五代的遗规,主要也是为了漕运方便。北宋时,河北与关中均成为前线:辽人据有燕云十六州后,北京(大名府)成为宋人东北的边防重镇;西夏崛起,关中、环庆、延绥均为边塞,西京(旧日长安)也是西面的边防重镇。汴梁挟禁军数十万,却无险可守,也无足以自存的经济资源。这一政治中心遂不能不仰仗东南财富。北宋时,东南不仅农产丰富,当时几项重要的产业,如丝绸、瓷器、冶铁、铸铜……都在长江以南。海外贸易的主要商港也都在南方。因此,靖康之后,南宋以半壁江山,不仅足以自存,而且殷富更甚于北宋。于是,中国本部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开了,经济中心移向东南。
    隋代开通南北大运河及发展东西向的漕运,当是因应当时首都食粮供应的实际困难,却也因此为东南农业及工业开拓了运输产品的路线,使东南产业能以北方人口为国内市场。同时,辽与西夏建国北边,其政治中心也是人口众多,消费力强大。因此,不仅宋代北方成为东南的市场,辽与西夏经过北方的转输,也成为中国东南的消费市场。这个广大的市场,对于东南经济的发展毋宁有相当的刺激作用。从汉唐中国的规模言之,一方面因为辽(及其后继的金、元)及西夏之建立,大中国的政治中心分化为多元多中心的形态。另一方面,广大的东南地区,一跃为大中国经济圈的主要生产基地、经济中心,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
  
  东南是最富裕的地区


    南方还可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域,各自有其特色,也各有其地区性的中心。东南是最大,可能也是最富裕的地区,涵盖了长江下游,物产以丝帛、棉、米为主,五代时吴与南唐即依此富实,独立成国。这一区域,人口众多,外通海运,又有运河联系北方,区内河流湖泊,构成水运的网络,大都会有扬州与建康(今日的南京)。浙江毗邻东南,五代时吴越在此建国,既有丝帛、鱼、盐之利,还是越瓷名窑集中之地,哥窑、龙泉窑是其中最为著名者。此地区海港有明州(今日宁波),大都市是杭州,在南宋时成为“行在”,俨然南方政治中心。今日的福建,在五代时为闽国,国小兵弱,居然也能建国一方,主要凭借海外贸易。泉州是当时国际大港,马可·波罗笔下的世界第一大港。由泉州出发的商船,远至波斯湾与红海,中途又与东南亚印度洋诸港商贩。今日福建已不出瓷器,当时则福建本身即生产外贸瓷器。江西景德镇已是瓷窑集中地,产品经过赣水运往泉州,转口外销。同时,外来商贩,也由泉州,越岭进入江西北上。于是,江西是福建的腹地。洪州(今日南昌)也是东南名都。南宋时,金人追赶宋人,即有一路是循赣水南侵。福建与浙江相毗邻,海上一帆可至,陆路越仙霞岭即可交通,南宋宗室不少寄寓泉州,两地的关系十分密切。由福建更往南,即是岭南,五代时南汉在此立国。自秦汉以来,广州是国际港口,南海商舶云集。广东的腹地,既有西江流域的桂管(广西),也有灵渠连接湘水,将湖南生产的瓷器,经广州外销。粤地殷富,自古已著名中外。这一区域的经济实力,不下于长江下游。今日越南的交州,在宋时已独立,宋室册封为安南国王,然而仍在大中国经济圈内。
    云南的大理,在宋代始终是独立王国。该地区以茶盐之利,与草原地区换取马匹皮货。大理与宋地之间,则以铜斤、玉石为商品,也转运马匹。后来蒙元攻宋,即由此区大迂回,循西南贸易的路线抵入宋人后方。云南内部的区别,也有滇池、洱海……几个次级地区,各有其区域中心的都市。四川盆地,号为天府之国,盐及农产品的生产,自给之外,足以协济关、陇、荆、襄。北宋时,四川是关中防御西夏的后方;南宋时,四川掌握长江上游支持荆襄的国防线。四川表里山河,物产丰富,足以自成一个经济区域,其中心都市为成都与巴州(今日重庆)。
    以上诸区域都具有丰厚经济资源。相对的,关陇、山南、京东,以及荆襄、西淮,在北宋时是中原的外围,拱卫京畿首都,由于人口多,政府开支大,即须依仗前面几个经济区的资源与财富。南宋时,京东、荆襄、两淮都是国防前线,更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仰给中央政府调度支持。


 
   宋代经济活动都市化现象显著
    宋代经济形态,最宜注意处当在区域之间的商品流动数量相当巨大。宋代税收中商税颇为可观,一些交通要道、水陆码头,货物来往量大,商税征收额也大。全国各地,可以征收商税3万贯以上的城镇,有数十处。据《宋会要》北宋熙宁十年,北方的郓州、德州、大名府、真定、陕州、京北府、凤翔、并州、晋州、洛阳等十处,大约每年都可收商税3万至4万贯。南方的扬州、真州、庐州、襄州、杭州、明州、苏州、湖州、衢州、宁府、虔州、潭州、福州等十三处,每处商税在5万贯左右。这二十余处都会的商税,占了全国商税四分之一以上,再加上四川各城市,密州、广州、秦州、楚州及超级都市汴梁(开封),全国当有三十多处,商税出于都市的比例,显著地集中于都会。由此推论,宋代的经济活动已是都市化现象。
    此中缘故,一则各地产业因为专业而有区间互补,二则都市地区有了规模不小的官私手工业作坊。这一现象反映了工业生产不再分散于农村的农舍工业,两个因素相配合,都市中的人口数字也就增加了。更可注意处,则是城市的结构有了重大改变。唐代承袭古代的城市传统,城内以坊市分隔为若干小区,有市门坊墙隔断。宋代城市则发展为街道的线形布局。《清明上河图》的描绘,《东京梦华录》等书的记载,都可看到沿街店铺排比,各种行业杂陈,行人熙来攘往的景象。除了工商业活动外,城市中也有不少娱乐消闲的活动,或则在空地卖艺,或则有专设的戏馆勾栏。马可·波罗所见元代中国城市的繁华热闹,也与中国文献所记相当吻合。不但宋代中国本土如此,辽、金、西夏及大理的大城市也都是同样的布局。
    现代中国城市,大多是继承宋元留下的地点,却未必与中古城市同地。一些10世纪至13世纪发展的城市,经过明代重建,而建筑街道宛然宋代遗规者,包括大名、濮阳(澶州)、沧州、南昌、长沙、武昌、赣州、绍兴、宁波、福州;甚至南京、广州、泉州诸处也是在宋元的基础上发展为今日所见规模。因此,宋元的都市化,实具有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意义。
    宋代南方诸地,虽有区域性的经济条件,然而竟未沦为分崩离散的地方割据,似与宋代地方官制有关。宋代地方大单位为路,次级为州、军,更次一级为县;各级地方官员,都没有封疆专闽的完整权力。同一级的官员,不是仅有一个首长,或则各有职守(如漕运、提刑、管军的使职),或则副贰相参(如同知、通判)。中央政府居中调度支配的主要力量,则是掌握财源,作为控御地方的杠杆。中央在各地设有各种监官,专司收敛各项特种产业的榷税。同时,宋代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贸易颇为活跃,是以不仅一些行政都市逐渐发展出经济功能,而且关河津梁、山隘、港口,一些原本不是都市的市镇,或在行政都市城郭之外的市集,颇有发展为草市者。北宋时的朱仙、汉口、湖口、清江、无为……都是著名当世的大镇,商贾云集,人口众多,风光竟盖过了附近的行政都市。宋代大小都市,呈现线形街道布局,不再是唐代城市以棋盘式布局的区隔为坊里。著名的宋代长卷《清明上河图》描绘了线形布局与商业交通的关系。凡此现象,说明宋代经济实力在于各地资源流动的通畅,全国已是一个庞大市场网络联结而成的整体。经济的互相依赖,遂是整合全国为一个共同体的重要力量。王安石变法时,最有权力的职位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将财政调度与法规制定的权力归属宰辅,其权力之大,不是掌握人事权与兵权的单位可以挑战。因此,宋代政府藉经济发展,取得了整合国家的力量,即使地理上有多元的地方经济,其多元的松散,却由一个庞大的市场网联结为一个共同体。


    宋代重文轻武,大将不得据地拥兵
    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军人据地自重,分裂国家的事迹,尤以唐代藩镇割据,最为严重。宋代惩于唐代的前车之鉴,政府致力于重文轻武,大将不得据地拥兵,南宋的领兵大将(包括岳飞、韩世忠),即使忠心耿耿,仍遭迫害。但是,宋代拥有数十万禁军,后来并无作战能力,中央政府还须仰仗能作战的军队。于是边军,例如面对西夏的李家、折家;抵抗辽人的杨家;四川抗金的吴家等,仍是军人世家领导的武装集团。靖康之变后,太行忠义,两淮山水寨,以及南宋福建民兵演化的虎翼军……依旧不在少数。这些武装集团,存在于政府正规军之外,也可说是宋代中国多元性之一环。然而,这些武装集团,终究只能攫取有限的地方经济资源,也因此约束了地方割据的发展空间。到了金人与蒙元占领中国,部落军队(猛安、谋克、达鲁花赤)驻防各地;但政府缺乏宋代政府全面收夺财源的机制,于是一些地方军阀可以控制当地的全部资源,遂有发展的机会,河北诸家汉军“元帅”(例如武家、史家、张家)即应运而生。
    中古后期的中国,从大单位言,有互不相属的大小国家,对峙并存,中国无复有“天朝体制”或“天可汗体制”,毋宁是多元的列国体制。从中国本部言,宋代政治、经济、军事,至少有三股力量彼此牵制,也是一种多元的复杂系统。此外,又有若干地区构成单元,存在于中国共同体之内。整合这一共同体的力量,是市场网络的经济圈,却未必是政治与军事力量。当时的中国大致是复杂系统的共同体,而由强大的经济力量提供了整合多元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