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5、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公元10世纪一公元15世纪)

第5节 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  

 

宋代对士大夫的优待空前绝后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宋太祖不愿再见军队夺取政权的威胁。在“杯酒释兵权”的安排之后,宋代的政治权力,即倚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重文轻武的传统,自宋以后,只有蒙元时代一度中断,自此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虽然唐代由武则天以后,即已有进士科作为文士进身之阶,但是唐代世族势力历久不衰,科举难免权力介入,是以世家子弟常较寒士占有优势。在残唐五代,军人不断以武力夺取政权,世家大族方才凌夷,不得复振。宋代制度中皇家宗室与中上级官员子弟都有庇荫的起身官阶,但是庇荫子弟后来的仕途通常未必顺遂,起步时的优势,日后也就冲销了。宋代宗室,凭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竞争,但依例宗室不能担任宰辅。终有宋一代,曾任宰相重职的宗室,仅有任开封尹时的太宗光义及南宋的赵汝愚二人而已。,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宋代科举比较能得人才,推究其中缘故,当因考试制度严密,弥封考卷,关说无所插手,考者不靠真才实学,颇难躐等。

    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戮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大臣退职,还常有提调某某祠的虚衔。相对言之,武职官员就没有如此优遇了,岳飞的系狱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士大夫一旦束带立朝,终身不得摆脱公务员的身份。以苏东坡为例,他一生负盛名,入仕之初,即为社会公认是宰相之材,但是仕运不顺,除了一度担任“知制诰”的学士(皇帝的秘书),终生在贬逐之中,甚至最后远贬琼密。若在别的朝代,他大可辞职高蹈,像陶渊明一样,不再在宦海沉浮。然而,宋代士大夫未有如此的自由。是以,宋代儒生出身的士大夫,虽受空前绝后的优遇,却也是依附政府豢养。宋代政争此起彼落,士大夫进进出出,范仲淹、王安石诸人锐意改革,也还只是在原来结构中修补缺失而已。

    宋代教育普及

    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提高,未必只是由于政权对文人儒生的尊崇,其实还在于这一阶层人口众多,形成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盘。以两事为例:司马光罢相,市人为之叹息;再次当政,市人为之额手。又如,金人入侵,李纲罢职,太学生陈东纠集学生抗议,市人加入者也甚众多。一般百姓有如此反应及参与,可能反映宋代士大夫已不是高高在上,与小民百姓隔绝的“贵族”了!知识阶层人口较前众多,社会基盘较前广大,大概由于教育较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

    教育较为普及,当与学校制度有关。自从汉代设立太学,历朝都有这样一个高等学府,但其功能则未必名实相符。汉代地方学校,在《循吏传》中往往可见,在四川,文翁的郡学最为著称。魏晋南北朝中国分裂,百姓救死不遑,官设学校徒存虚名。唐代休养生息,中央地方都有学校,教学项目也不仅限于儒家经典,数学、医学及书法,均可列为学习专科。开元盛时,全国有学生六万余人。可是,这一数字在当时全国总人口中,也不过稍多于千分之一。安史乱后,学校荒废,往往仅存孔庙而已。

    宋代恢复教育,中央地方都有学校。宋代官学值得注意者,一是学校设有主持讲学的“直讲”,学生有了固定的老师;二是太学以至地方学校,往往有政府专拨的学田,供给学校开销。有教员,有校产,宋代官学不再仅为一个职司教育的办事单位,较之汉唐之世,宋代官学颇有足以自立的基础了。范仲淹庆历改革,其中心思想是训练专业文官以救吏治,于是设立学校是改革的重点。王安石新法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于学校未多着墨。崇宁改革,蔡京又于教育颇加注意,其设计的方案是经由地方官学训练学生,择优保送中央的国学。国家设立“三舍”的奖学金,学生人数一时多达二十余万人。靖康之后,这些构想又都束之高阁,但是上述学校有校产及专设直讲的制度,还在相当程度上维持学校教育继续运作。

    书院兴盛,具有重要思想学术意义

    宋代学校教育的具体基础,在于民间有书院及依附于小区的家塾与社学。书院是讲学之处,可以为官设,也可以由学者管理。唐代佛教寺院骤增,而且往往占尽山林胜境。寺院虽在山林,经常有名僧大德讲论经义,宣传宗教。唐代儒生学者有借住寺院读书的风气,一则费用省,二则环境清静。后来儒生自己组织书院,大率沿袭寺院传统,书院的主讲人称为“山长”,即是山林本色。宋人书院甚至有沿用佛寺“方丈”的名词者,更显示佛教寺院的旧惯。

    书院往往有自己的田产,或由官方指拨,或由私人捐赠。书院读书的学者,来去自由,也不像今日西方传统之大学有学位的规定。书院是自由讲学之地。宋儒宗派不少,各有自己的主张,书院即是一家学派的讲论与传布的基地。宋人书院之著名者,例如朱熹主讲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主讲的象山书院,都是如此性质的学术中心。白鹿洞订下的规范,后来成为书院讲学的模范。儒家注意言行并重,因此书院不仅有言教以道间学,也有身教以尊德性。不同学派的学者,也会访问他地的书院,互相讨论同异,朱、陆鹅湖之会,是儒家学术史上的大事。朱熹与张?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据说,前来听讲学者的马匹,饮干了院中一大池水。

    宋代书院,盛时不下二百余所,其中颇有历数百千年还存在的著名书院。真要比较中国与欧洲、中东的大学制度,中国方面的国学、太学未必更比书院适当。书院这种“研究院”级的学术机构,在人类学术思想的发展上,有其一定的地位,私家办学,主要是一族延师教育族人子弟。规模小的,不外是私塾,也有大型学校,由族中设立学田维持,范仲淹所设的范氏义庄支持的项目之一,即是教育。五代时,南唐江州的陈家,洪州的胡家,都有大量藏书,供子弟学习,也开放外人使用。事实上也是另一形式的私家文教机构。前述书院,有的由地方官拨田支持,有的由私人以田产、房舍及图书支持。以范仲淹为例,即曾赠田应天府的书院。

    自宋以后,私塾是民间教育的基本形态,而且是家族读书的学堂,照例有亲友及乡里人士附读,其实已是小区的学校。家塾及社学提供基础教育,学生能开笔作文了,才在官学与人切磋,至于书院则是探讨高深学问及砥砺志节的学府。这些教学单位,.其课程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诗文与简单的数学。至于经学以外的学问,如数学、历学、绘画、医药,官家另有专门学校,例如宫设的画院……但私家传授专门学科,大致以老师授徒的方式为主。儒家以外,佛、道均有其自己的寺院、道观,传授经义、仪式与相关的方术。凡此情形,自宋以后,一直沿续至西方教育制度传入中国,始有改变。

    宋代儒学,派别甚多,北宋时有地区性的学派,南宋有朱、陆理学、心学之分。到了元代,朱子学独盛,四书的朱注成为正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至明代王”阳明学派崛起,才有足以对抗的学说。

    书籍的出版与流传

    至于宋代知识阶层的人数及识字率两项。均无可以计算的确切数字。但从书籍的出版及流传情形看,上述识字人口与文献书籍的大量流通,有互为因果的密切相关性。中国雕版印刷的技术,滥觞于金石砖瓦上的诸种刻镂文字与画像作为拓印的模本。甚至印玺之使用,也是一种复印的方式。但雕刻反本,再印成正本,则是真正的印刷术了。传世最早的刻印文书,可能始于佛、道教徒为传布教义,才雕版大量复印。因此今日传世与考古所得最早的印刷档,乃是9世纪的佛经。

    除佛经之外,历书、字书及诗文之作也已有刻版印书。五代冯道主持刻印《儒家九经》,则是儒家经典有系统付梓之最早个案。后蜀毋氏刻印儒家经典及《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专书,以嘉惠学者,其中后列诸书,都是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参考书。五代刻书,以江南蜀中为多,当与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文化水平较高有关。北宋毕升创为活字排印,为世界最早的印刷术。从此以后,印刷术也传播于朝鲜、日本、安南、西夏、辽、金及蒙古。活字印刷不须逐字雕版,可以单字复制,排列组合,方便迅速,因此印刷数量大增。宋代印刷的文献,遂不再局限于儒、佛、道家的经典,印书种类,无所不包:史地、方术、诗文、戏曲、医学、方剂……均可因为印刷成本降低,而大量传布。宋代印刷业的中心,除五代以来即有以印书著称的四川之外,北宋的汴梁,以及南宋的临安、福建,都有大量书籍出版,南宋时又添了湖州、吉州、苏州诸地。

    私家书坊,以福建建宁地区的余家为最著名,世代相承达五百年之久。18世纪时,该地区的建安县仍有余氏书坊。12世纪时,余氏藏书达万卷之多,号为“万卷楼”,其依凭之厚,可想而知。此外临安陈家、尹家,建安黄家,麻沙刘家,闽侯阮家,以及四川、山西、江淮、湖广诸地的知名书棚、书坊,有的专印某类文献(如医书),有的出版各种书籍。元代的印刷品,则除了宗教文书外,又大量出现通俗读物(如戏曲、小说)。凡此印刷物,不仅为文字,也有插图。明代铜版活字及彩色套印技术成熟,印刷业更为蓬勃。

    读者众多与读物方便易得,二者有密切的相应关系。这一众多的识字人群,毋宁是知识阶层的广大基础。宋代知识阶层人口究有多少?并无确切数字可为依据。然而,由宋代右文的传统、教育机构的普遍与印刷业的发达三种因素推断,若以一个世代有以千计的高级学者与官员为准,受过教育的中层(包括儒生与僧道)当不啻数十倍,下层识字人口(包括学生、商贾)又有中层人口数十倍,则宋代识字人口应当超过任何时代。

    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为重要。唐代知识阶层的人数,在总人口比例上不如宋代,而世家大族在小区的地位,大致受政治影响大。唐代知识阶层因族人众多,占了地方领袖的地位,而宋代读书人则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小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宋代乡里常有乡约、社约,其内容均按照儒家敦亲睦邻、乡里互助的原则制订。儒家社会伦理深入民间,乡间的读书人即是乡约的重要分子。宋人有复古之风,古代礼器常为宋人仿制,古礼也为官方所提倡。古礼中,乡饮礼是知识阶层受乡人尊重的一种仪式。近古以来,中国读书人社会地位之崇高,也当自宋代开始,虽经蒙元时代的低落,明清两代又恢复宋代的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