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5、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公元10世纪一公元15世纪)

第6节  思想的多元与整合  

 

韩愈、李翱是引导儒家开拓新境界的先锋

    中国以儒家与道家为主的思想,在汉代以后接受了印度佛教的冲击,经数百年的调节与适应,到中古时代已有相当程度的融合。释、道两教,在中古时期,常遭厄运。周武帝与唐武宗的两次法难,佛教僧团与寺庙都承受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有些道教的组织,则因为反政府的活动,也经常为政府武力镇压;道教初兴时的太平道、天师道,以至民间不断出现的秘密教团(例如李顺、李八百的活动),都是冒出头的反抗活动。儒家呢?在表面上看来,儒生总是政府文官的后备军,儒家学说总是政府的官学,但是在正统官学的桎梏与繁琐学风的笼罩下,儒学也长期不能有茁长的生机。

    唐代以后,佛教兴盛,上述情形有所改变。自从玄奘大量译经,佛学理论大为昌明,从唯识宗到禅宗与净土宗,佛教宗派各有擅胜。最后,诚如陈寅恪指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非常印度原味的唯识、法相诸宗,难以继长增高,而受中国影响较浓厚的禅宗与净土宗则蔚为最重要的宗派。反方面言,道教是由巫觋信仰发展的中国本土宗教,在其早期,即是因受到外来宗教的刺激而发展为有组织的教团。但正因为对于佛教的激荡,其中颇多模仿,因此道教仪式与组织都反映了佛教的影响。中古以来,道教内容无所不包,于医药、方术诸类,无不有所关涉,内容比儒家的关怀现世秩序,远为丰富与复杂。此时外来宗教,如摩尼教的启示、救赎与劫世,对道教也有所影响。道教的发展遂代表了本土思想而采纳外来成分的思想形式。释、道两家宗教,一由外面进入中国,一由本土接纳外来影响,却都能取精用宏,终成大器。

    唐代文化发展波澜壮阔,儒家也不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韩愈、李翱,都可说是引导儒家开拓新境界的先锋。他们面对佛教教义的形而上之学,不能不尝试在儒家现世务实的传统中,另开足以颉颃的理论。《大学》与《中庸》,本来不过是《礼记》中的章节,遂为韩愈与李翱摘出其有关性情德性的讨论,提升为超越意义的形上学。他们又特别表彰《孟子》,因《孟子》讨论心性及顿悟,其神秘主义的色彩,颇有可以与佛家本体论与知识论互相发明之处。

    朱熹是中古儒学集大成的人物

    宋代儒家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周敦颐(濂溪)、邵雍(康节)从道教思想中,借来了太极图及参数之学,建构儒家的本体论。邵康节以“道为太极”,又以“心为太极”,更为此后宋儒理学的道与心之间,预留了贯通的余地。现象与认知之间如何融接,本是佛教关心的大事。天台宗的如来藏,华严宗的因陀罗网,种种譬喻,无非陈述这一主题。

    在张载的天人合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是将宇宙的本体与人生的伦理相互衔接。天性、人性本可有于天道一致之处,天良能即是吾良能,都是由“道”相通的。他的《西铭》一文,民胞物与,生顺死宁,将人生、国家、社会、宇宙以及时间变换,生死递嬗,都归入同一系统。《西铭》虽然是一篇短文,但涵盖之广大深远,足可代表宋代以后儒家本体论与伦理学的主要成分,其重要性不下于基督教的《主祷文》及佛教的《波罗蜜多心经》,三者都是言简意赅的短文,都宣示了这些宗教的思辨模式。

    朱熹是中古儒家学说集大成的人物,其学说要旨在于“理”是一切事物的本体。“理”即在具体事物之中,先有了“理”,始能结聚为气,形成具体的万事万物。事物之性,各有分别,但是所禀赋的“理”,都不外于统摄的大道。朱子学说中的理,遵循儒家积极的立场,乃是实在的,所谓的道理迥异于佛家性空的思辨角度——这是儒、佛之间根本的差别。

    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将理看作“心”。陆氏心学,固然溯源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以为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心会通。这一学派实开明代王阳明(守仁)心学的大系统。朱、陆异同,是儒家之内的辩论。然而两家的对立,其实也颇似释氏唯识宗与禅宗的两极对跖。此中因缘,一方面是由于内在逻辑的发展,势所必至。另一方面,自从唐代韩愈、李翱启其端倪以来,儒家深受佛、道两家的影响,不能不遵循同一轨迹,而有此对话与辩诘。这是多元思想系统在融合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交互作用,也是难以避免的内部分歧。

    佛教从精英层走向平民层

    宋代以下,佛教发展的趋向是从佛学高深的精英层次走向普及的平民层次。唐代的高僧宗密,判定佛教自浅入深的五等,其中最为“偏浅”的三等却正是宋以后最为流行的净土宗。及至近代,禅宗只是学问中人追寻的佛教,一般信众大多只想到善恶因果,至多悟到“身元是空,空即是本”。

    佛教发展趋势如此,大约与宋以后知识传布相当普及有关。本章上一节已经谈过,宋代印刷术普遍使用,而都市发展的结果是许多都市居民均能接受文字传播的讯息。信众的基层扩大,佛教的教理也势难不相对地简化,以因应一般大众的心智需求。其实,唐代以来,佛教多讲经活动,也多印行图像。佛教的普及化早已开始,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大势,更迅速地将佛教推向大众化与世俗化。在这一趋势下,儒家注重今世现实的人生态度,自然也相对地冲淡了佛教出世与抽象的玄想。

    道教同样走向大众化

    道教的发展,也在宋代以来,走向大众化与世俗化。唐代道教是李氏皇室推崇的国教。入宋以后,太宗、真宗、徽宗都信仰道教。太宗年号“太平兴国”,真宗年号“大中祥符”,都透露出道教的气息。唐宋君主宠信的道士,不少是以方术为手段,其诉求目的为人主个人的长生。宋徽宗宠任的林灵素之流,为求富贵其行径大致都是如此。但是,宋代以来的道教活动中,建醮仪式实是为公众祈福;不论护国安民,或者保境太平,都是为了国家、社会与小区.可谓公众的福祉。这一趋向,遂与取悦人主,祈求个人幸福大为不同。宋代以来社会大众的地位上升,当是这一转变的原因。

    靖康之祸,宋室南迁,北方沦于金、元统治。北方新兴道教宗派,开辟了道教的新方向。北方全真、太一与真大诸教,都以民间活动为主,不再是宫廷术土的传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派,应为王重阳创于金人统治地区的全真教。全真宗师邱处机等人,组织民众,在北方几乎无政府有效治理的情况下,教化百姓,开拓田亩,生聚教养,在一块一块小地区,以道观为中心,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也维系中国文化传统一缕于不息。全真教教旨及道士行为,引用当世碑记“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言教身教,俨然三教混合为一。北方沦于尚武的外族与割据自雄的军阀世家(如张、严、史、武诸汉军世侯元帅),这些道士也周旋其间,劝说教化,稍减百姓杀戮掠夺之苦。邱处机劝说成吉思汗,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事。其实,除了全真道士之外,北方的太一与真大两教,也都致力于保全黎民百姓,保存中国文化的根苗。太一教的道士,入教之后,都改姓教主的萧姓,这是援儒家孝道来组织宗教团体。事实上,这一做法,表扬儒家血缘伦理,远多于道家哲学的个人主义,其融合儒、道,以出世为救世事业的心态,超过了宗教内修的宗旨。,

    民间信仰相当活跃

    儒、道、佛三家显学之外,宋代以来,民间信仰构成的教团,显得相当活跃。自从汉代黄巾引发了道教的兴起,中国经常有民间的信仰,时隐时显。丝道通畅,外族入侵,以及唐代经营中亚,中亚的一些宗教都有进入中国的机会。唐代景教与回教,为其最著名者。元代的也里可温(基督教)与回回(伊斯兰教),都经常见于典章。

    启示与救赎的希望,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诉求。宋代的方腊,元代的红巾、明教,明清时代的白莲教,都是这一类型的信仰。平时隐伏为民间的小教团,可以倏然崛兴,卷起千堆雪,形成以农民与都市底层人物为主的巨大运动。这种宗毂活或与道、佛两家的若干教派,也不能说全无关系。举例言之,全真教多次举办全莲会、金华会……是否也与后世的白莲教有关?白莲教与中古佛教的莲社,是否也有关?元末白莲教的韩山童等人,是否因为“明教”而称“明王”?凡此都还待深入研究。

    这些教派,糅合了上述外来成分,与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例如气、运、天人合一……),形成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相当重要的特色。最可注意者,儒家思想中,妇女的地位屈从于父权、夫权;但是民间信仰中,无生老母、观音、妈祖,以至教团活动的领袖常有“圣母”名号,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由以上所述,儒、道、佛三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采撷,形成一个庞大中国思想的系统。同时,自唐中叶以后,东汉发展的世家大族及其代表的社会上层逐渐凌夷,宋代已不再有唐初还可见到的世家大族。相对而言,都市居民(不是欧洲近古以来的市民)以及乡绅成为文化活动的主流。北方中国在征服王朝统治下,中国传统士大夫世家大族已无法存在,农村之中是以地方豪强领导的宗族,维持了小区的安定。上述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支撑者,大致都属于这两类人物。总的方向,近古中国文化活动的参与人群,比中古中国为众多,社会地位也往下移动。民间信仰更是植根于农村与都市居民的基层。凡此多元的互动,当可认为近古以来中国思想的融合( homogenization)。16世纪以后,西方世界挟其现代思想东来,即是与这一融合后的中国思想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