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5、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公元10世纪一公元15世纪)

   第9节  近古中国与东亚转型的特色

 

这一段历史,传统的分期大部分属于宋辽金元时代。当然,历史是延续的。这一段历史的变化,不少滥觞于五代,甚至更可推到唐代中叶;这一段历史也不是终结于朱明取代了蒙元。我们将这段诸政权抗争的形势,当作东亚诸处密切的互动,虽然也可以视为另一次“南北朝”,但把它当作东亚列国体制,在亚太地区逐渐成形的区域整合,则更可整体理解这一时期的变化。参与整合的成分,不仅有东亚大陆上,农耕的汉人与游牧的北族之间,有其进退颉颃;也包含太平洋沿岸,由日本到东南亚的海域,经由文化接触与经济交换,遂与大陆的族群发展为迎拒分合的复杂关系。这次区域性的整合,不下五六百年之久。在后来的演变中,将是近世欧洲区域、中东区域与亚太区域之间,又有了规模更大、后果更深远的互动,终于在现代(亦即我们所闻所见之世),逐步走向全球性的整合。

    宋代知识分子由玄理转向实践

    汉族地区的宋代中国,也经历了复杂而深远的内在变化。都市的结构变了,城乡的关系也随之改变。汉末以来,强大的宗族组织及大族占有的优越地位,逐渐转变为血缘关系更密切的家族。家族的社会地位,也不再能与过去的大族相比。相对的,社会的个别成员,相应于上述诸现象,遂有较多的自由,也不再有过去一样可以依附的群体。

    这一现象,呈现为宋代士大夫与皇朝官僚系统的密切共生关系。自汉至唐,士大夫有世家大族的背景,有地方力量足为依恃,他们面对皇权,还可以卓然自立。宋代的士大夫则既以经世济民的使命自许,又必须参加皇朝的官僚系统,希望能以此完成其使命。宋代儒家发展的理学,其实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其内在动机应是尝试建立内圣外王的“道”。士大夫不再有世家大族的力量为其后盾,于是同气相求,不免藉讲学与交游,编织为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两宋朝廷每有朋党之争,学术界的派系也多壁垒,两者之间应是相应的现象。

    宋代儒家据有前所未见的机缘,几乎独占了官僚系统,本来应有可以实践儒家经世的理想。然而,综考其功效,朝野党派的各种斗争,竟使宋代政治未能有实践儒家理想的成果。另一方面,宋代儒家与佛、道两家的互动,也较过去为多。凡此互动的后果,则是三家彼此融合:外来的佛教宗派为中国本土宗派取代了;在儒、佛之间,道教左右采撷,遂有新道教之崛起。儒家的理学,是中国思想史的划时代之事,其能臻此境界,释、道二家的滋养与激荡当为不可忽视的因素。简言之,宋代知识分子不分儒、道、佛三家,其关怀都在人间,可谓是由玄理转向于实践,由“神圣”转向日常的人生。

    北族领导层推动汉化

    北族的领导阶层,原多是部族领袖及战士,心智活动非其所好,但在接触中华文化后,辽、金、元三朝均有华化颇深的人士。一般言之,辽人与汉文化接触最久,潜移默化,辽代颇有文采可观的学者。耶律楚材,身历辽、金、元三朝,最初可能藉巫觋活动,取得蒙元成吉思汗的信任。但其主要贡献,当在推动蒙元统治方式的汉化。在忽必烈以后,因为统治的疆域以中国为主体,其统治机构遂深度汉化。中国的科举制度及文官组织,均为元政府采用,汉人知识分子经过这些渠道,大量跻身精英;同时,蒙古与色目族群也出现了高度汉化的知识分子。然而,我们须注意,蒙元在华治理机构具有两元特性:北族军事组织的影响甚深,汉制往往流于形式。实际掌权的统治阶层,蒙古与色目人士的权力大于汉制政府文官科层结构中的官员。

    至于中国以外的地区,北方草原及中亚各地,均由成吉思汗建立的几个汗国统治。这些汗国也深度接受当地文化的涵化,不论心智活动及统治机制,毋宁为波斯化、伊斯兰化,甚至印度化。因此,蒙古大帝国的文化面貌是多元的,也是多样的,不宜只从元人统治汉地的现象,当作蒙古族群文化转变的共相。中国学者研究蒙元文化,每以汉文文献为典要,汉文史料往往出于汉人学者之手,必须藉其他文字的记载对照,庶可补救其偏颇之失。总之,蒙元时代的文化活动,既有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也有彼此同生共存而各行其是的现象。例如,元大都既有回回天文台,也有中国传统的天文观测;两个不同的天文学传统,并未因此而融合为一个新的学术体系。

    庶民生活由乡社取代宗族

    这一时代的庶民生活,由于都市兴起、城乡关系改变……诸种复杂的因素,当然会有重大的变化。其中颇须注意者,是小区共同体的组成不再以宗族为主,而由地缘性乡社代之。中国历史上“社”的名称,源远流长,最初可能是地方保护神信仰的组织。秦汉的“社”,则成为地方乡里行政系统的末梢。汉末以后,大姓豪族专制乡里,地方势力封建化,庶民沦为部曲奴客之列。唐代中期以后,这种类似封建的地方结构,又逐渐过渡为小区共同体。

    这一转变过程,或因佛教寺庙的小区活动,遂改变了小区凝聚的核心。小区共同体,在不同的条件及需求下,会有不同的社会功能。然而,许多其他功能也会在小区共同体形成之后,一并附加于同一共同体的组织。以山西、陕西之间的尧山圣母崇拜为例,这一个庞大的网络,其构成的单位,即是十一个“社”,每一“社”由十余个至数十个村落组成,地域兼跨山西、陕西相邻的几个州县。碑铭可考的时代,可以远溯至唐代,其集体活动可考的时代,则为宋代熙宁二年(1069)。这一网络的活动,主要为祈雨的祭祀,但是也兼顾了市集、防卫、水利工程………等项集体合作的功能。类似的组织,以社为名,可包括西北边防地区的弓箭社、太行山抗金的忠义社、南宋的许多义社。河北山东地区新道教(如全真教),其道观即是小区共同体的中心。佛教禅宗寺庙(例如农禅寺)也是具有地方共同体中心的功能。宋儒推动乡约、社约,及族产、义田……无不意在凝聚基层小区社群,以济国家公权力不足,以维持的地方性共同体。自宋迄今,无论中国南方北方,小区共同体还往往藉宗教信仰、灌溉工程、市集交换……结合为庞大的社会网络。华南的妈祖祭祀团,即为具体的例证。

    北方部族结构与组织的调整

    北族的政权,每由部族起家,一旦扩张为帝国体制,不能不调整其结构与组织。帝国内部,其属下人口,不得不重新编组。金、元的“万户”制,即是解散原有部落,改组为军事单位;更进一步,万户戍守汛地,遂形成封建制度。其所属人众,由部民转变为封地的统治阶层,凌驾于被征服的土著人口之上。这是一个集合一改组一分散的过程,分封或戍守的统治单位,逐渐“土著化”,与在地土著混合,形成新的族群认同,却疏离了当初的族群结构。

    扩张带来上述人口混合,意味大小规模的人口移动。蒙古扩张迅速,在草原上的蒙古诸部,随着扩张分散于广大的地区。西域“签军”,随同蒙元军事行动,分驻中国为探马赤军,又与汉地人口混合,终于融入中国的广土众民,取得中国姓氏,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新成分。类似的人口迁移,也见于东方人口迁徙于中亚,北方汉族人口迁徙于华南与东南。凡此糅合的过程,古代中国以血缘为族群聚合的形式,势须转变为以地缘聚合的形式。社会个别成员,亦即个人,虽然仍可能有安土重迁的观念,实则其归属于血缘单位的先设性(prescriptive),已代之以自己取得的身份(as-criptive)。这一时代,经历了相当程度的都市化,工商业也比较发达,脱离乡村的农民,在进入都市,或改采工商专业,其根生土长的特性,随之减弱。反之,个人的移动,带来自主,也带来失落与疏离。

    蒙元帝国内,宗王的汗国分散于广袤的亚洲大陆。宗王之间的斗争,终于解散了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宗王诸汗国,经历数世纪的分合与重组,不再以“蒙古”为其共有认同。各地文化传统,以宗教信仰为其旗帜,重新界定了亚洲各地的国家与民族。伊斯兰教是大多数中亚与中东政治体的新认同。西藏高原的喇嘛教,结合了本土的藏传佛教,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终于成为亚洲东部草原与高原诸族的新认同。若从宗教力量传布地区的广袤言,伊斯兰教与喇嘛教的迅速扩张,当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值得注视的现象。

    综合以上所说,10世纪以来的四五个世纪,中国地区及其周边所发生的变化,规模既大,影响也深刻,若说通盘地改变了中古以来的文化面貌与社会性质,也不为过甚其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为宋代中国已具有“现代性”,这一学说是否恰当,还须取决于“现代性”的定义。如果把“现代性”定义简约为西欧出现的都市化与个人化,宋代至明代的中国,上述两点可谓已见端倪。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努力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迹象。如果把资本主义的定义简约为工商业企业化,宋代至明代的中国,也可谓已呈现初貌。然而,中国当时的都市,不同于欧洲的自由城市;中国的“个人自主性”的个人,仍是归属于强固的小区社群共同体之中,也不同于欧洲“个人自由”的性质。中国发展的工商业,规模及复杂性也十分可观,但是欧洲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其实未见于中国。不论内藤理论或资本主义萌芽理论,都建立在欧洲(尤其西欧)发生的历史现象上,未必能解释中国的历史现象,更不能由此建立人类社会演变的共同性。

    因应时空条件,各地区的历史发展模式都有其特殊之处。人类社会演变,虽有若干共相,但大致殊相多于共相。然而,历史研究之饶有兴趣,即在同中见异,再追究其所以有此特色的来龙去脉。宋辽金元时期的特色,正因为在列国体制中的互动,以致南北两类文化,都有其发展的特殊风格。宋代的中国,不能再以“天朝”自居,是以有反求诸己的内敛气象。宋人重华夷之别、正闰之辨,宋代史学著作,每多这些讨论。宋人好古,常有复古的倾向,理学思想必以上溯孔孟为标榜,宋代稽古的学风,开中国传统考古学的先河。凡此作风,都可解释为在列国体制中,寻找汉族中华文化的定位。

    相对而言,北族的文化发展是外向的。北族政权尽灭了别人,又必须将过去的“他方”,并入“己方”,以致自我定位既是不断打破原有界线,又须不断重新划定界线。北族政权的领土,北族人口的认同,以及北族的贸易经济文化交流……无不可作如此观,南北之间,上述内敛、外向两个倾向,相激相荡,不仅影响了政治版图,也建构了东亚文化圈与经济圈。近代世界体系形成时,觇见类似的发展过程,只是过程相似,各地仍有其个别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