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6、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公元I5世纪一公元17世纪)

   第1节  明代中国文化体系的僵化

 

中国全盘进入了世界秩序。海洋的开通和欧亚大陆频繁的陆路交通,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秩序之内。贸易上的顺差,使中国经济持续成长三百年之久,并使中国在近代以前跃升为世界最繁荣的地区!外来的刺激,也促使中国的知识界尝试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历史上相当于欧洲启蒙时代的努力。可惜,这一努力竟中途夭折了。

第1节明代中国文化体系的僵化

    本章的断代,上限是公元1500年,主要是为了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外海岛屿后,从此全世界不再有可以遗世独立的人群。当然,公元1500年是取一个年代的整数,无非是设定巨大转变的象征,不是一个无可移动的时点!这一设定的时点,是反映世界史的断代意义。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感觉到全人类的历史已将汇合为一。中国依然自以为中央之国,中国人依然浸润在中国文化之中,如鱼在水中。这一个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史事,无过于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元朝结束了,汉人再度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国家。因此,本章叙述的历史变化,还是必须从明朝的开国为其起点,而且观察的对象,也还是明帝国内外的种种变化。

    秦长城和明长城的区别

    明太祖将蒙元逐出长城,蒙古只是失去了在汉地的统治权。蒙古大帝国早已分崩离析,裂解为几个本土化的汗国。占据蒙古的后元,依旧是中国北面的强敌。为此,明朝对于北边防务,从未敢懈怠。今日中外视为世界巨大工程之一的长城,其实不是秦汉以来的边塞,而是明代建筑的边墙!

    这一道边墙,贯穿“九边”,由辽东山海关老龙头依山傍谷,迤逦西行,延伸到目前的嘉峪关,连绵不断,中间有些地方还有内外两道长城。中国的长城,自战国时代燕、赵、秦三国筑边塞,到秦始皇联结这些防御工事,成为震古铄今的“万里长城”。但是从长城遗址看来,秦汉的边塞并非连成一线的城墙,毋宁是纵深布置、互相支持的堡垒群:山地上是高踞山顶与岭脊的烽火台;平地上是以障塞(堡垒)结合地形(如壕沟)或植物(如大片荆棘)的工事。如见北族敌迹,即以烽火传讯——这是一个有数里至数十里纵深的预警系统,使经常集结在边防兵站(如汉代的右北平)的重兵,可以推进袭击来犯的敌人。

    这样的防线,并不是一条密封的界墙。平时,胡汉贸易照常进行,汉代边郡太守,将万骑,定期行边;有大战役时,大军分道出击,以攻势为有效的防御。在心理上,北族游牧地区与中国农耕地区并不隔断,而是有进有退的开放地带。

    反之,明代太祖、成祖两代雄主多次大军出击,追亡逐北,此后即不见开塞北征。蒙古来犯,明军不过据城守关。明朝中叶以后,东北边外的建州卫清廷崛起,明军防线本在关外,数次大败,遂移入长城内,但还是阻挡不了清廷踹破边墙,入侵关内。这一条密封的边界,终究还是挡不住敌人。

    中国历史上,唐代的中国超越了长城线以北,北朝以及辽、金、元、西夏等北族漫过了长城以南。秦汉与明代都以长城为防线。然而,秦汉的障塞是开放的,明代的边墙是封闭的。城墙如堤岸,在压力甚大时,还是会溃决。在心态上,这一条边墙分隔胡汉,汉人世界自我设限,是内敛的,而不是开展的;是封闭的,而不是出击的。

    由开放与闭关之间的摆动最终趋于闭关

    面向南方的海洋,明代中国的态度则在开放与闭关之间摆动,而终于趋向闭’关。洪武初,元代对外开放的风气尚在,海上交通相当畅通。洪武四年(1371),因为日本浪人扰乱海疆,中国第一次实行海禁,只开放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作为外洋贸易的港口。永乐年间,郑和率领大批船舰七次下西洋( 1405-1433),当时中国的对外态度是开放的。宣德年后,中国官方不再有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行动。明代中叶以后,倭寇侵扰海疆,越来越猖獗。1523年,明朝政府为了断绝乱源,干脆关闭上述三处市舶司,不再许可外国商货人口。

    封闭的锁国政策,当然昧于实际的情势,不仅关不了已经长期进行的海上贸易,更逼迫中国海商与日本人合作,在沿海建立基地,进行不经官方许可的贸易。这些国际性的海上冒险集团,性质在商贩与海盗之间。中国称为“倭寇”的集团,当时人即指出不全为日本人,其中夹杂了许多沿海铤而走险的中国人。

    这一时代的世界,实际已有了非常重大的变化。经过大洋航道东来的欧洲人,最初是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旋即又有荷兰人参加竞争,纵横海洋。国际贸易与交通的情势,已不再是蒙元时代以阿拉伯人为主力。国际经济网络,已在逐渐成形,将欧、亚、非、美四个大陆与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例如今日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编织在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之内。然而,明朝政府并未察觉这一正在进行的巨变,仍以防守海疆的角度,制定官方的海禁。即使中国直接间接介入外贸的人口已遍及闽、浙、广东,外移南洋的人口已在东南亚建立了许多华人聚落,中国官方从未面对现实,只指斥为违法的活动。总之,明代中国对于海上,官方的基本心态也是防御与封闭的。

    明代中国广土众民,资源之丰,蓄积之厚,为当世大国之中数一数二。如此国力,中国却在国际场合无可记述之处。对明代中国言,北方的蒙古始终是一大威胁:也先甚至在土木堡掳走了英宗;河套的俺答,侵扰三边,明朝无可奈何。在东方,日本不断输入中国文化,但自从范文虎的船队败于飓风,中国未能加一兵一矢于日本。日本丰臣秀吉于1592年、1595年,两次侵略朝鲜,中国援朝,两国合力才保住了朝鲜。唐代以前,交趾长期是中国的郡县,宋朝开始,安南是南方边外的大国,奉中国正朔,在藩属之列。明代安南内乱,黎氏篡立,中国出兵干涉,从1406年到1418年,两次征讨,中间一度在安南设立布政使司,但是十年战争,中国不能取胜,还是只得承认安南黎氏的政权。

    凡此种种,无不反映明朝政府守势内敛的心态。明祚二百余年,其实不能与汉唐泱泱大国之风相提并论。其中原故,可能由于开国之初,太祖立下“皇明祖训”,严嘱子孙不得轻易改变他订立的典章制度。固然后世皇帝破坏“祖训”之处不少,这一保守的基调是一锤定音,以致明代政治,难有改革。成祖永乐颇有才能,只是除了夺取帝位及迁都北京的大动作之外,其他并无更张。继他之后,仁宗洪熙、宣宗宣德两代,休养生息十年,无所作为,号为仁宣之治其实是作风保守的表现。当时的辅政大臣,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都是老成持重的老臣。从英宗以后,明朝就没有值得称道的好皇帝,一些能干的大臣,努力补救皇帝缺失,再也无改革政治的余力。大臣之中,只有张居正、刘大夏少数凡人,有治国的才能,也有治国的决心,但终究太少了些。张居正的改革,在有明一代,已属难能可贵,然而究其实际,也只能矫治文官制度壅塞瘫痪的痼疾,并未开创更高一层的境界,

    自从宋代重视文人以来,中间隔了一段蒙元统治,明朝步武宋代,建立了一个以儒生为文官的制度。由于中国科举取材,以八股考试考儒生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程度,而又以朱熹理学的阐释为正统的儒学,因而科举制度防弊的方法越细密,越追求对于经典理解的正统化与标准化,终于考试考的是文章形式与教条,不是发挥经典的含义,更不容许从文本中提出新的阐释。这种选士的方式与过程,发展为后世指责八股取士的病根!明代如此,清代也沿之未改!从科举产生了政府的文官,也培养了独占资源的社会精英阶层。形成风气后,也产生了文化的保守。有明二百余年,一直到中叶以后,民间才有强烈的反弹。在王阳明以前,儒家思想囿于朱子之学;在万历文风改变以前,明代的文学与艺术、书法,都是四平八稳的作风,这可由“台阁体”的文章与书法,观见其风格!

    明代政治权力是绝对的皇权

    明太祖废宰相,皇权定于一尊,于是文官与皇帝之间,无复汉代与宋代可见的制衡。绝对的皇权,保护了保守主义,以致质疑当时制度的思想,都难逃政治权力的压制。皇帝自己不能行使权力时,绝对的权力落在近侍、宦官手中。于是有明一代,自仁宣以后,宦寺鱼肉文官与儒生的事迹,不绝于史书。明代宦官专权,擅作威福,其灾害不在贪污败坏,更在于斫丧了文化与思想的元气。明代中叶以后,知识分子及社会大众都对上述令人窒息的压抑之气,兴起各方面的反弹。那些史事,将有专节论述,此处不赘。反弹的力量与压制的绝对放力之间,有各种冲突。中国的人才,以及社会的文化活力,都在这一长达百年的斗争中,消耗殆尽!后果是明末的中国,不再有余力面对正在开展的世界新局。能察觉这一变局的人已经太少,更遑论思考如何适应这一即将叩关的世界形势!

    总之,明代的中国,从蒙元脱身以后,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反而自圈子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放下了蒙元时代曾接触的各种外来文化,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政治权力是绝对的皇权,思想体系是正统的朱子儒学,社会力量是占尽优势的缙绅精英——这是一个僵化的庞大文化体系,压抑了内在力量发动修正的活力与生机。一时之间,外来力量还不能撼动这一僵化体系。这个阶段,中国文化体系还保留了许多精致的特色,但是这个僵化的体系缺少调适的能力,最后终难避免崩解。

    更进一步追索明代中国僵化的病根,似乎还是在一百余年前南宋的文化已开始内敛,而不是开展。宋代中国缔造了精致的中国文化,在艺术与文学的领域,中国文化孕育了至今值得赞叹的成果,然而这些成就大致是表现在既有规范中不断的突破,又不断的重组。南宋理学的思维,建立了儒学理论系统,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只是,以朱熹思想为核心的南宋理学,其重点在向内寻找“内圣”,然后再向“外王”延伸。儒生既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外王”终究会落空,仅剩下了“内圣”。这一境界及过程都为明代继承,正宗阳明之学当然更是向内寄托于心性,

    另一根源则是蒙元政权的统治,权力来源是武力,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明太祖驱逐蒙元,却在统治体制上继承了这专制集权的特色。文官系统只能为君权奴役,不能以其儒家意识形态,有效地制衡全无约束的君权,甚至不能抵抗狐假虎威的宦官弄权。儒生们抗议虽烈,不惜赔上生命,只为了坚持理念,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牺牲,一次又一次扩大了抗议,一次又一次指陈了理念与精神,却在绝对君权之下完全没有对抗的能力。这种无力感,付出了人的尊严作为代价。高压的君权窒息了寻求调适的可能性,中国文化与社会只有在不变中一步一步走向僵化。万历以后,无论在学术、文化与社会几个领域,都有对于僵化体系的反抗与反思。那些扑向自由的努力,正如扑火的灯蛾,留下了值得后人钦佩的记录,也留下了后人深思的无限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