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6、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公元I5世纪一公元17世纪)

   第2节 人口与生活资源

 

中国人口大幅增长由明代开始

    今日中国人口众多,占了人类社会的五分之一。其实,,这一现象,是在明代以来始形显著。相伴而至,也是由明代开始,食物资源增多了。两者互为因果,到清代遂一发不可收拾,于近半个世纪乃有如此惊人的人口数字。

    汉代人口,照官方统计,最多时有五六千万人,自此各代均有增减。但是,各代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大多不甚准确。三国时代人口,数字奇少,即因大户占夺人口之故。宋代人口,数字也不准,估计是在七八千万之间。明代人口,估计明初是1亿。是以,从西汉中期到明初,大约一千五六百年之间,人口增长,不过一倍。明代中期,估计人口已有1.5亿,明末则有2亿左右,是则二百余年,人口涨了一倍!较为保守的估计,则是由六七千万而八九千万而一亿余,如此人口增长的幅度,在18世纪以后又加速进行。而在最近50年来,中国人口增加率又不止一倍。近来二三百年,中国人口增加幅度巨大,可说是由明代开始的趋势。

    明代引时了玉米、番薯与花生

    明代的疆域,大于宋代,至少增加了西南地区,及河北大部分与东北地区。但是,仅以这些地区生产的食粮,犹不足维持明代中叶以后增加的人口。汉唐以来,中国食粮主要是早已有之的黍稷稻粱,亦即大米与各种小米,加上越来越普遍的粉食麦类。宋代引进早熟多产的稻种——占城稻,有助于南方食米的供应。明代开始,有许多新的食粮作物引进中国,不仅中国人多了不少养生的资源,而且因其生长环境各有土宜,许多过去不能种植食粮作物的地方,也可以生产相当数量的食粮。这一因素,又不是单纯由国家疆域的增减足以说明了。

    引进新作物中,最为重要者为番薯与玉米。番薯俗称众多,因地方而有异:番薯、地瓜、红薯、白薯……不一而足。在万历年间,福建人即从南洋引入闽南泉、漳诸处。据《金薯传习录》,番薯是由菲律宾引入番薯藤,然后在福建地区广泛栽培。同时,广东人也从越南引进番薯,广植于东莞、电白等地。不久,徐光启又从华南引进长江流域,旋即普及于全国各地,发展成为许多地方性的品种。番薯初入中国时,福建地方官员当作歉收时的救荒粮。其后,则渐成为重要的农产品。种植番薯不拘土壤与地形,因此山地、畸零地、沙地……无不可以插栽薯藤。番薯本身营养价值高,薯叶还可作为家畜的饲料,遂成为中国各地农村普遍栽培的食用作物。从16世纪番薯由美洲进入南洋,数十年后即进入中国,并普及于中国南北各地,传布速度可谓迅速。

    玉米,是另一种很快普及中国各地的新作物。玉米又名番麦、玉蜀黍、珍珠米、苞谷,是美洲土人培养成功的粮食作物。16世纪中叶,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即详细叙述玉米的形状,并且记载“旧名番麦”,足见它已在中国颇有一段时候。《留青日札》又谈到作者的家乡杭州,也已种植这一外来“异谷”,是则初传地区大约也在闽、粤,然后普及于包括杭州的许多地方。玉米可以在坡度相当斜峻的山地栽种,又不需要十分照顾,收获、收藏均不困难,遂成为中国各地,尤其中国西南及华南山坡地,普遍栽种的作物。

    花生,又名落花生、长生果……原产地是南美洲,其特性为落地入土即可存活,宜于沙地,又不厌盐碱,是海埔新生地最适宜的作物。明代嘉靖年间花生即载于江南的地方志,是其传人中国,为时甚早,不会晚于引进番薯的时代。花生富于油质,是十分优良的植物油来源,遂成为各地普遍种植的农作物。马铃薯又名洋芋、土豆……各地名称不一。明代晚期传入闽、台一带,旋即传入中国西南各省,清代则又传入北方。但是,马铃薯的普遍性,至近代为盛,在明代远不如番薯之常见。另一根茎作物则是芋头,俗称芋艿、毛芋……汉代巴蜀的蹲鸱,大约即是此物,在当时视作救荒作物,于饥荒可以当作食粮。芋头常见于南岛,是当地土著的主要食物。虽然芋头中国早已有之,其在食粮作物中并不居重要地位,大约由于芋头淀粉质多,缺少蛋白质,其营养功能不足以比美番薯。

    以上数种明代引入中国的新品种,当以玉米、番薯与花生最为重要。前两者,富于淀粉,可充主食,以补稻米与麦类之不足;后者提供植物脂肪,为中国传统豆油与菜籽油之外,添了另一油源。这三种作物,或可在山地种植,或可在沙地栽培,将过去认为无法使用的土地,一变为农田。中国华南与西南多山,沿海、江心又多新生地。——凡此都可转变为生产食粮的佳壤!是以明代垦殖多塘田、圩田、沙田。

    主食之外,新引入的蔬果,如南瓜、西红柿、胡萝卜、菜豆,甚至辣椒,均使中国的食品资源更为丰富。油类作物中,明代已有芝麻、豆类,加上前面所述的花生,还有菜籽、茶籽均可榨油食用。动物油脂只用于比较考究的菜肴。纤维作物,中国固有的是丝、葛,明代则木棉、苎麻已普及各处。木棉原来是南方作物,称为“吉贝”,早已见于中国,自从元代松江黄道婆引进海南黎族弹棉去籽的技术,棉花迅速传入南北各处。原来高大多年木本的棉树,也逐渐培育为大面积农田种植的棉花。

    中国耕种、树木嫁接技术,早在《齐民要术》时期即已知之甚稔。明代则有插条、接枝……诸项无性生殖的栽种方法,当与种植番薯的经验有关。明代种植苎麻,甚至桑树、甘蔗,都已引用这一技术。栽培作物的种类多了,种植的方法多样化了,是以明代中国将过去不用于农业的边缘土地,也以棉田、圩田、沙田……种种方式垦拓为耕地。一方面,明代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另一方面,因为土地使用的方式改变,边缘土地的植被改变,也严重地改变了地貌与生态。

    明代人口统计,并不精确。田亩统计,用了鱼鳞册制度,一片地产的四至见于记录,颇易稽核。据估计,洪武年间,全国垦殖顷亩,由300余万顷,迅速增加到800余万顷,这是全国丈量的结果。此后各朝增加的数字不多,经常保持五六百万顷,明末则有700余万顷,整体地说,数字相当稳定。全国征收税粮的数字,由明初粮米、稻谷2000万石,逐渐增加到3000余万石,弘治、万历年间又回降为2600余万石。明制,缙绅免去田税,诸王王府及皇庄也不纳粮税,是以全国地亩及粮税数字,都不能如实反映人口增殖及农地顷亩的增加。

    多种多样的小农庄经营

    当时因为缙绅免税、免役,贫户带产投靠,成为佃户,以致江南一带,据顾炎武《日知录》是十田九佃,自耕农不过十分之一。然而,地主占有的土地虽多,并不组织大型庄园,而是由个别佃农各自经营小农耕作,地主只是坐收地租而已。明代农户,一般大约多则耕种十余亩,少则仅有四五亩田地,以当时的生产力计算,虽然主要食粮的单位产量高于宋、元,也不够养活全国人口。大约有些新垦的梯田、沙田、圩田,甚至浮在水面的葑田,架在水边的框田,都未必列入全国统计的顷亩数字之内。

    一个一个小型农庄,都是多种多样的经营,最起码的情形是薪则有山,蔬则有圃,还可以在洼地挖深为鱼塘,以塘泥整高为“基”,栽种果树,形成一个小型的生态资源循环系统。华南的香蕉、荔枝、菠萝(凤梨),中部的桃李,北方的梨枣……都是如此纳入农业生产的网络之中。当时政府法令,奖励农户种植果树。明初,政府多方鼓励生产,规定民间种桑麻木棉,甚至凡有田地五亩至十亩的农户,必须有半亩栽种桑麻木棉,十亩以上者加倍。又命令各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随地方土地所宜,种植柿、栗、胡桃。凡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寡,都免征若干税赋。这些栽种果树的规定,正式的理由是“以备荒歉”,栽种桑麻是为了“衣被天下”,实际上则是鼓励百姓多种经营,以增加生活资源。

    明代人口的分布状态,可能也与食物资源的分布有相应的关系。南宋以来,中国江淮以南的人口,已经相当庞大。蒙元时代,北方兵旱不断,人口锐减,明初曾将江南人口大量迁移到黄河、淮水中下游地区,补充当地人口之不足。永乐迁都北京,北直隶的人口增加,卫所军屯及配合“关中”政策的北方沿边民屯,均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口北移。然而,明代中叶以后,全国人口的分布比例大致是:南方数省人口占全国一半以上,北方诸省只有南方三分之一。西南各省,也居然有全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明代新引入的粮食与蔬果,都是先在华南发展,然后蔓衍于全国。江南与西南毋宁也比北方先受惠于新进作物,以致整个南方(包括江南、华南、西南),虽多山地,却能维持庞大的人口。

    明代人口、田亩的增加是互为因果的发展。在生活资源方面,明代初期是休养生息,以官方政策鼓励增加生活资源。明代中叶,新引入中国的外来作物,增加了食物的种类,也增加了田亩面积。小农庄的多种经营,从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发展为家畜、水产食品、肥料供应与土地利用,都结合为一个整体的生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