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6、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公元I5世纪一公元17世纪)

  第3节  大海波涛

 

在本章第一节,已略述明代中国对海疆的态度,本节再予申论,重点则在中国人在海上的活动,其中又涉及台湾一岛进人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15世纪后叶,欧洲人开始探索东来亚洲的航道,其动机是为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隔绝欧、亚路经中东的贸易路线,西欧诸国不得不另寻航道东来。于是,葡萄牙人迪亚士于1488年、达伽玛于1498年绕航非洲,进入印度洋,由此到达印度、东南亚、中国与日本。西班牙王室派遣哥伦布循大西洋,寻找到中国的航线,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1492)。凡此诸事,均为众所熟知的史事,毋庸赘述!

    世界大洋航道的开拓与明政府的闭关锁国

    大洋航道的开拓,终于将全世界人类社会,经由经济网络联结为一体。中国东邻太平洋,本来即是欧洲东来的主要目的地,面临这一世界新形势,中国承受的变化,其实甚为巨大。其中影响最为深远者,则是中国人走向了海洋,在亚洲一太平洋地区,加入了海上势力的角逐,也开辟了许多华人聚居的地点。

    早在宋元时代,海上丝道畅通,波斯、印度、阿拉伯……诸处商舶来往于中国与中东的红海、波斯湾之间,中国商舶也驶往中东地区。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摩洛哥人伊本巴图塔(IbnBattuta)曾在今日印度的加尔各答,搭乘返航的中国大型海舶前来泉州。当时的泉州港中停泊了十三艘中国船,船上有五层甲板,可容纳千人。宋代中国文献也记载了泉州巨舶载货不绝于途。这种大型船舶的实物,可由泉州出土的一艘宋代海船见其规模。明成祖派遣中官郑和七次下西洋,后人对于郑和所率舰队的巨大船型,颇为称道。其实,宋元时代海道畅通,早已有打造巨舶的技术。郑和时代的造船能力,并不是空前的。

    宋、元以来,中国与中东间的航路,已经被各国船舶走熟了。这一条航线大致是由泉州、广州……等口岸,沿中南半岛沿岸航行,穿过马来半岛下端,经过马六甲,进入印度洋继续沿岸航行,经过锡兰,驶往加尔各答,或分路驶往波斯湾或红海,也或驶往非洲东岸的蒙巴沙。在这条国际航线上,中国、印度、阿拉伯……各国的商人与海员,还可在几个重要的中继港接驳转运。东一西贸易的沿线各站,于宋元以后颇多商业利益,凭借这些资源,东南亚与印度洋沿海,涌现了许多新兴的小国。中国前往南洋(明代的西洋),并不经过沿海的台湾与海南两个大岛,于是台湾的发展并不在宋元,也不在明初,却须在大洋航路开通之后。而海南岛甚至不在大洋航路上,也就始终只是中国南海一岛而已。

    沿着宋元已经发达的航道,有些中国人遂在海外定居落户。洪武二年(1369),明代征各国来朝,也规定日本、朝鲜、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逻、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渤泥共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洪武四年(137I),诏令滨海人民不得私自出海。当时福建兴化卫指挥私自遣人出海行贾,诏谕责备。洪武七年(1374)罢泉州、广州、明州三处市舶司。凡此措施,基本上都反映了闭关的心态。这一基本政策,执行时或有张弛,但主调没有改变,迄于隆庆元年(1567)方开海禁。有明前半段,中国政府禁止人民外移。然而人口移动实际难以禁绝,而且宋、元以来已移居海外的人民,早就形成小区,只是中国政府不予承认而已。从一些零星的数据,还是可以窥见中国人在海外的活动。例如,建文四年(1402),明廷遣使以即位诏谕各国,回来的使臣报告,诸夷多遁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潜与相结为寇”,于是明廷又派使往谕各国,遣返中国的逃人。

    成祖即位,永乐二年(1404)即下诏禁民入海,民间原有下海的船只,都改造为平头船。次年初遣使往南洋旧港,招抚广东逃民梁道明等人,这事还在郑和启航(当年六月)之前!从旧港回来的使者,带回了“头目”梁道明等人来朝,及进贡的马匹与“方物”(土产),政府也赏赐梁道明等人衣纱丝绢。这一仪注,不下于小国朝贡之礼,可见旧港的华人已建立了可观的聚居地,俨然一个海外的华人社会了。郑和在第一次航海中,途经旧港,将地方豪强陈祖义带回中国,朝廷“悉命斩之”。在同年,明廷在该地设旧港宣慰使司,命头目施进卿任宣慰使。明廷对旧港政策,反复不定,而最后仍以相当于内地土官的职务,赐与当地华人领袖,足见旧港已有相当规模,明朝不能不承认其存在。

    旧港一类的华人小区,在南洋各地当不止一处。满刺加(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尖端,绾太平洋、印度洋交汇之处。该地在大洋航道开通后,曾先后为葡萄牙、荷兰及英国据为转运中心。华人在此建立的街市(据说早在明初以前,即已有华人定居),经历三个西洋势力,存留至今。中国人在海外居住,为地主国担任贡使的个例不少。例如,英宗正统元年(1436)与三年(1438),爪哇几次派遣来华朝贡的使臣,都是自请回乡的福建龙溪县人。中国政府还给予脚力口粮还乡,其中有数人回乡在祠堂祭祖之后,仍回本国。福建龙溪一地,在爪哇有这些人可以出人头地,当由于爪哇已有相当数字的中国人落户居住了。正统四年(1439),榜葛刺国的左副使宋允请求造船并赐敕护持,诏命因宋允是中国人,一切许之。这一个孟加拉湾的小国,也当有中国人在彼落籍,才可能有人奉使来华。

    倭寇的走私活动

    明代前半期,移居海外的人口在商路上建立的华人小区,大致均在航道冲要之地,例如满刺加、旧港、三佛齐……诸处。这些人离乡背并,大约都是与海上丝道的贸易有关。明廷实行海禁,海商回家再出国,并非容易,于是出现了上述“逃民”的现象。大洋航道开通后,海上活动更为活跃,也更为国际化,当时海上各种势力,除西方诸国(葡、荷、西)之外,还有日本积极投入竞争。这些海上的投机分子。追逐利益,海商与海盗之间,其实并无区别。中国沿岸居民也卷入这一波涛大起的潮流。于是,在明代官方防堵海疆时,海商的利润更大,以致民间有大量人员与资源,投入海上的投机冒险。

    中国海商、海盗的活动,与历史记载的“倭寇”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谓倭寇,意指在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大洋航道开通以前,日本在东西贸易路线上,居处偏僻,即使马可·波罗称日本为金银岛,其东方贸易的地位,至多只是一条分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从中国的角度看,也不重要。日本商舶来华,官方准许的“勘合”(亦即许可证)之外,商人必须挟带私货,方有利润。走私活动,原属非法,公私纠纷,在所难免。于是早在洪武二年(1369),明诏谕日本建交时,日本的反应是既遣使朝贡,又送回了从明衍、台州等处掠去的人口70余人。但是,日本人在沿海的剽掠,并未中止。明初,日本足利氏幕府当权,武家文化正在成熟,好勇斗狠的藩士,经常外出掠取财富,也是常事。因此,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得不处处设立卫所,执行海禁,防护海疆。

    大洋航道开通以后,风帆所至,无远不届。葡萄牙人设立基地于马六甲,西班牙人立足于吕宋,荷兰人建府于巴达维亚。他们可到达中国,也可以到达日本,日本遂跻身于国际海运的网络,不再是支线的末梢而已。日本密迩中国,日本人对中国沿岸国际走私活动有其方便之处。于是,日本人一跃而为中国外海海商、海盗活动的重要分子。嘉靖以后的倭寇,忽然大炽,中国沿海烽烟四起,此起彼伏,为时将近十年,其中缘由,还是在于上述海洋贸易的新形势。

    当时葡萄牙人已夺取马六甲,嘉靖十四年(1535)又贿赂广东官吏,取得澳门为对华贸易基地。自从嘉靖五年(1526)浙江宁波的双屿,已是葡萄牙人、日本人等海商会聚的贸易港。华人海寇李光头是其中巨擘。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福建巡抚朱纨遣将“大败双屿海寇及佛朗机(葡萄牙)番寇”,又于次年击败盘踞泉州浯屿、漳州月港的余众。这次战役之后,国际海上风涛并未稍息,继起者则是前述王直与日本人联合的“倭寇”活动。1569年,长崎成为日本国际贸易的中心。西班牙占领吕宋,筑城于马尼拉,中国商舶驶入马尼拉,从此常有华商来往于中国与马尼拉之间。华人前往垦殖及经营商业的人口多达数万,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班牙人屠杀华人,即有2万余人之多,可知华人居留之众。

    17世纪,荷兰人加入东洋的海上贸易活动;日本丰臣秀吉取得政权,不久英国也将进入东亚。这些背景使太平洋上风云变幻,更多事故。中国人在海上自成势力者,当以林凤的船队为最早。万历二年(1574),曾经以台湾魍港为基地的林凤,为明朝水师追逐,率船队驶入马尼拉,又为西班牙人逐出。万历四年,中国水师王望高联合西班牙人,败林凤于海上。

    郑芝龙与郑成功

    中国人的海上船队,林凤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陈老、林道乾、袁进、李忠、辛老六、李旦、颜思齐、刘香、郑芝龙……等人,都在海上与国际海上势力周旋,发展了庞大的船队。他们的基地,有的在沿海离岛,有的则在前述的长崎、马尼拉等国际港口。他们的运作方式,是跨国的或商或盗。兹以李旦为例,这位泉州冒险家在吕宋与长崎都有事业,天启四年(1624),当荷兰人打算在澎湖建立基地,而被优势的中国舰队严阵以待时,李旦引导荷兰人转帆驶往大员(今日安平),荷兰遂在台湾建立了殖民政权。

    海上武装集团诸人之中,郑芝龙毋宁是集大成的人物。他曾任荷兰船上的通译,本是李旦的部下,据说以义子的身份,甚得李旦信任,并在李旦死后,接收了李旦的财富及人众。在自立门户后,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屡次劫掠闽、粤沿海城市。他接受招安,却又回头做海上生意,还在家乡泉州安平,建立海上势力的指挥中心。他以明廷水师将领的旗号,扫除昔日友人刘香、杨六、杨七等势力。满人入关,在北京的明朝覆亡,明唐王在福建称帝,主要倚仗郑芝龙的海上武力。1646年,这个短命的政权,存在不过一年,即被清军摧毁,郑芝龙贪恋富贵,投降清廷,却被挟持北上。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继续抗清,郑芝龙于顺治十八年( 1661)在北京被清廷处死。

    郑成功开台的历史,已是家喻户晓,无庸赘论。他能掩袭鹿耳门,取得荷兰人已经经营多年的台湾岛,一则因为台湾岛已有不少汉人居住,其中有些务农,有些从事商业,当初颜思齐、郑芝龙等人以台湾岛为海上活动基地时,汉人即陆续来台了;二则建议郑成功取台的通事何斌,原本也是海商人物,习惯周旋于荷兰人与中国人之间,经由何斌的引导,郑成功的船才能通过大员的鹿耳门航道。

    明代末期,华人的海上武装集团,周旋角逐于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强大竞争者之间,又须承受中国官方的禁令与取缔,居然发展为可观的力量。在郑芝龙势力盛时,有了郑家旗号,中外商船方能顺利通过中国海域。郑成功据台,其反清复明的事业,主要仰仗郑氏“国姓爷”往来海上的千百艘海舶。凡此海上武装集团,都利用诡谲的国际形势,纵横捭阖,以求生存求发展。在武装方面,这些武装集团的船舶设计与配备的火力,堪谓当时的最高水平。在商务方面,他们都从国际多角贸易博取厚利,将中国商货(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转运给西方商队,也将东南亚各地产品(如台湾的鹿皮、樟脑;南洋的香料、香药)转运中国、日本……而墨西哥与日本的白银,则是平衡差价的贵金属。凡此转口贸易,其先决条件是中国与日本的锁国政策。又当国际经济网络正在成形的过程中,这些法律之外的冒险人物,始有其存在的机遇,撬开缝隙,而他们也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西方列强角逐于风涛之间,强力建立殖民帝国时,明廷对于已在海外有基业的中国人,取缔防范!以致华人只能以非法手段,全仗民间财力物力,与西方诸国及日本抗争于海上。过了16世纪,中国遂不再有参加海上竞争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