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6、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公元I5世纪一公元17世纪)

  第4节   第一波西潮

 

中国接触欧洲文化的第一波冲击,当是16世纪由天主教教士传递的西方文化。这一波西潮,影响所及,除基督教教义之外,则是西方科学工艺,以及中西双方彼此有了初步的认识。天主教教士中,沙勿略( Francis Xavier,1506-1552)是尝试来华传教的第一人,但未能进入内地,即病逝于广州的上川岛。嗣后罗明坚( MichelePompilio Ruggieri,1543-1607)与同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79年到达澳门,并设法获准进入肇庆,于1583年建立第一座天主教教堂。罗明坚旋即奉召返罗马,未能再来中国。利玛窦则成功地与中国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诸人交好,并将西方文化介绍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影响巨大深远,堪谓中西文化交流的肇祖。此后陆续来华的教士,不下80余人,大多是耶稣会会士,接续利氏工作,以他们的学问与中国士大夫交往,服务于政府的钦天监,也同时介绍西方文化。另有圣方济会及圣道明会的会士,则在南方闽、粤、浙江传教,其接触对象是商人、海员及一般百姓,未能与知识分子多所交往。这两股传教士的学问与工作方式,大相径庭,以致彼此有教义解释的差异;在康熙年间,终于爆发礼仪之争,使利氏建立的文化交流,不得不中断许久。

    兹将天主教教士们的活动,就三个方面讨论:传教工作、介绍西方科学工艺,及担任中西彼此认识的媒介。

    利玛窦等人的传教活动

    先论介绍基督教教义。罗明坚在肇庆仙花寺传教,即印刷中文《祖传天主十诫》与《天主圣敦实录》,以阐述基本教义一此是天主教第一批中文宣教文献。罗氏虽通中文,似乎还未擅中文写作能力,文字尚未通顺。然而有一些重要观念,如天主、天神、圣水、十诫、三位一体……均有中文词汇,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利玛窦在中国二十七年,结交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少,其著作《天主实义》发表于1595年,申论基督教教义,借用了中国典籍中的若干名词。利玛窦介绍教义的方法,正如汉末魏晋佛教传入时,借中国道家的词汇为“格义”,他也借了儒家名词,于是其教义深受中国儒家观念的影响。利玛窦借用古代经典《尚书》与《诗经》中的上帝、天、帝与道诸名词,以阐释基督教教义中唯一真神及“真理”,虽然有助于中国人理解这一西方宗教,其中比附之处,也不免导致误解。利玛窦去世之后,龙华民( 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接掌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当时教士颇质疑于“上帝”与“天”是否准确地说明了“天主”(神,Deus)的意义,并且也质疑中国古籍究竟是否曾有对于天主、天使及灵魂诸项基督教教义同样的观念。熊三拔(Sabbatino deUrsis,1575-1620)认为中国文化中并无同样的理念,龙华民自己在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杨廷筠等商榷后,也认为基督教的“神”,应译为“泰初”(亦即“泰初有道”),不能以中文的“天”与“上帝”当之。龙氏著作《孔子及其教理》一书,即是阐明儒家的理念,以示中西理念上差异。在礼仪方面,利氏认为中国人祭祖、祭孔,并非崇拜,而是纪念。凡此理论与礼仪的问题,实开康熙时代“礼仪之争”的先河。

    利玛窦等人在华宣教时,宋儒理学早已确立其思想主流的地位。明代中期以来阳明心学如日中天,方兴未艾。儒家开拓所及,早超越先秦儒家的内容,而且儒家与佛、.道二家长期激荡,彼此吸纳精华,各成体系。中国思想界讨论的主题及辩证方法,已建构了一套内容丰富、理论严整的形上学。佛教入华的汉末魏晋时期,中国思想初遇印度佛学刺激,颇难抵挡外来的影响。相对比较,明代中国思想,其贫乏之处在于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而未必在形上学方面;天主教的教义,面对中国思想体系,并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也不须借此外来思想,填补自家缺失。天主教宣教工作,是以并不容易。那些耶稣会会士自己都是饱学之士,也亏他们在如此背景下,还能卓然有其成就!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十九世纪基督教新教.随着西方经济与武力优势进入中国,传教士竟不须有深厚学术与思想的辩论,即可在中国所向披靡!真令史家扼腕叹息。

    传教士学识渊博,皆为饱学之士

    其次讨论西洋科学工艺引入中国过程。这一波外来科学的进入中国,围绕着天文学为中心,包括数学、地理,逐渐及于农学、机械、火器与医学。中国传统宇宙观是三向度(三维),宇宙与人事及生理互相影响。“敬授民时”不仅与农事的时间密切相关,而且时间轴上的变化,也常反映人事与生理:世间诸事是否协调和洽,可从天象与季节窥见其中变常。是以自古以来,编制密合时令与天象的历法,总是国家的大事。自汉代以来,中国自有一套解释天象与历法的理论,也相当依仗实测,纠正历法的偏差失误。唐代引进印度天文学,元代引进伊斯兰(回回)天文学,各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明代耶稣会会士,学识渊博,当时欧洲学界又正在地球中心论与太阳中心论激辩之际,这些饱学的教士,对天文学也有相当认讽识。徐光启以西法,观测日蚀,证实西方历学的优点,遂以徐氏主持引进龙华民、汤若望等人参加修历工作。他们编制的《崇祯历》,因明亡未及施行,但在清代颁行《时宪历》,嗣后不断有耶稣会会士任职清代的钦天监,西法影响中国历法的程度,甚为深远!

    耶稣会会士的贡献,最足注意者,当系以几何的观念计算天体运行。中国传统治历,则是以代数的观念,计算各项天体运行的周期。几何学的方法,于实测更易精密,其预测结果自亦较为准确。不过,天主教教士终究不能脱离教会内部的约束,教廷狃于教义,不能接受伽利略( Galile。 Galilei,1564-1642)的地球绕日理论,在华耶稣会会士也就不敢(或不愿)引用伽利略与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学说,只能介绍折中托勒密地心系统与哥白尼日心体系的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之说,仍以地球为中心,月绕地球,五星绕太阳。这一折中,当然是学术史上的遗憾,却也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

    为了天文学的计算,耶稣会会士不能不介绍几何学。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理》,是欧氏几何入华之肇祖,至今已成为数学经典,许多中文的数学名词,源于此时。他们还合译了一些用于测量的数学,例如《勾股义》、《测量法义》,则是三角学入华之始。利氏的《坤舆万国全图》,实为中文第一部世界舆图。其中的中国地图,也是第一次以投影法编制的中国地图。在实用工艺方面,熊三拔的《泰西水利法》介绍西方水库与以唧筒、虹吸等水压转输的方法,为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灌溉方法的母本。熊氏介绍蒸馏方法,也于中国的制药方法,有相当影响。邓玉函( Johann Terrenz Schreck,1576-1630)在来华以前,已是欧洲著名学者;他与王征合撰的《远西奇器图说》(1627),当是第一部讨论西方物理学、建筑学与机械工程的中文著作。人文学科方面,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的《西儒耳目资》,以拉丁化拼音,拼切汉语。南北朝以来,受了翻译佛经的影响,中文以反切注音。明代以后华音可以拉丁字拼音;方以智( 1611-1671)撰《旋韵图》及《四韵定本》,实为近代中国语音学的始祖。方氏受西方学术的影响,注力融会贯通,于哲学、科学、音乐、医学,无所不有其自己的见解,其著作《通雅》、《物理小识》……均为贯通中外的集大成之作。

    天主教教士宣传宗教,又介绍了西方的学术,其中颇多不合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之处。中国学者自然也会有人不满。南京礼部侍郎沈榷即两度(1616、1621)攻击这些教士等人,逮捕教士、教徒,并驱逐教士,命令押回澳门,幸得徐光启等人上疏救援,天主教中人士,称之谓“教难”占后来康熙时代的杨光先等人攻击公历及此后“礼仪之争”,当然和这次“教难”比起来是更大的反扑。

    传教士促成了中西方之间的全面认识

    第三项值得讨论的历史,则是中国与西方之间彼此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大洋航道开通以前,西方对于中国等地的了解,全仗中东及内亚诸处居间介绍,只有《马可·波罗游记》等少数实地经验的报告。大洋航道开通,葡萄牙、西班牙海商直接与中国接触,但对华知识,限于商业活动,又只及沿海,于内陆并无所知。当时西方商人与海员,学术修养有限,除了贸易有关事务,于中国政制与文化,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凡此情形,从海商所制东方地图,即可觇见其缺失。至教士来华,以其学养,能逐渐探索中国文化内容;深入内陆,也能看到海港以外的地理与人民生活。经过长期而深入的观察,这些教士们对于中国山川形势、政治制度、思想方式均能有深刻的了解。

    利玛窦自己著作《中国札记》(后经金尼阁补充),向西方全面地报道了中国地理、物产、中央与地方政制、风俗习惯、科学工艺、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殆为近代西方对华研究的嚆矢。利氏十分注意儒家思想,首试译书。经过他的介绍,西方才初步认识东方这一古老文明的大概内容。他在《坤舆万国全图》中,编列了中国部分的地图,因其精准与确实,此后西方海商所持地图,遂大为改观。曾德昭( Alvaro deSemedo,1585-1658)以葡萄牙文撰作《中华帝国》(1641),旋即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诸版本,全书记述周详,地理、政制、社会、生活、工艺、语文、族群……无所不及,也详述教会在华宣教的种种活动与遭遇的困难。这一本大书,堪谓当时最完整的报道。金尼阁、曾德昭等人,都曾返欧述职。他们在欧洲各地广泛旅行,向教会及学界报告在华见闻,使西方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有较真实的了解。

    传教士们也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地名用中文对音,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见到西方现况及中国与西方的相对位置。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撰著《职方外记》(1623)则是配合上述万国全图的文字说明,记述当时五大洲民情风俗及历史大事。他另一部著作《西方问答》则是有关西方的全面介绍,于风土人情、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巨细靡遗,堪称百科全书。艾氏所著《西学凡》,介绍欧洲大学的学术项目,列举了修辞学(文科)、哲学(理科)、医科、法律(法科)、基督教经书(教科)与基督教神学(道科),相当完整地说明了西方学术教研的内容。

    经过这些天主教教士的中介,中西双方的有识之士,方能避免道听途说的虚妄,对于大洋另一端的世界,掌握较为具体的讯息。明代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其人数不过80余人,所幸均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又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等人互相切磋,于是以少数精英,达到沟通中西文化的伟大成就。这些中外学者好学深思,不存偏见,又愿意苦学对方的语文,如此深广的文化交流,在人类历史上,诚为罕见!清代康熙时的“礼仪之争”,教廷因教义不准在华教士迁就中国风俗;清廷因此也限制教士的宣教活动。中西之间,从此不再有建立在学术基础上的文化交流。19世纪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东方,天主教会与新教各教会,挟经济与武力优势,进入中国,于是主客易势,双方的交往,呈现极度偏差与扭曲!因而第一波西潮的特殊风貌,于是更值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