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6、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公元I5世纪一公元17世纪)

   第6节  明代的市场经济

 

中国史学界曾经热烈讨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课题,一般以为明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已呈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色。然而,假如那时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又何以终究未能茁壮成长为西欧式的资本主义体制?这一问题,牵涉的项目十分复杂,也涉及资本主义一词的定义,凡此均非此处能够详论。本节所述,只是明代,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经济状况。

    东南华南地区外贸致富

    南宋以后,中国海道贸易渐趋发达。明初郑和下西洋,舰队帆影所至,大率即是当时的海道贸易路线。循此航道,中国输入的货品仍是香药(如龙涎香、乳香)、香料(如胡椒)、象牙、玳瑁、珍珠、宝石……之类。中国输出的商品,则是丝绸、瓷器、铁器、漆器……之类。丝绸与瓷器,远销中东、欧洲,系以波斯湾与红海转运;铁器之属则在东南亚各处销售。凡此情况,自宋、元以来,已成常规。

    16世纪开始,大洋航道开通,高桅大帆船分别经由绕航好望角的航线与跨越中美洲转驳进入大西洋的航线,将中国商货及南方岛屿的香料,径运欧洲市场。东南亚各地(如吕宋、苏门答腊、马六甲)都是转运中继站。中国输入物品,除了如同过去一样的南洋产物,最重要的交换品,则是美洲大量的银。大洋航道之上,日本与西方贸易,也经过中国沿海口岸,而中日之间的贸易也较宋、元时代活跃。明初即有“倭寇”之患,中叶尤其猖獗;如果以这种非法贸易为指标,同样可以反映明代中日贸易,实际已不是朝贡制的贸易能够涵盖的规模。

    不论合法的,抑是非法的,对外贸易兴旺,必然刺激商品的生产。中国的外销商品,既以丝绸与瓷器为大宗,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业,自然也随之发达。明代中国的江南,是丝织工业的基地,江西、福建与广东,是瓷器工业与冶铁工业的基地。是以,当时东南地区及华南经济,都有大幅度的成长。

    江南手工业生产品,技术精巧,花色繁多,海内外都爱用三吴产品,三吴产品遂越精美,价值越高。工人精益求精,附加价值又随着提高,这一循环使江南产业资本迅速累积,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以纺织业言,中国传统生产是男耕女织的农舍制造业,在明代,江南纺织,则已发展为作坊工业。业者投入资本购置织机,雇用劳工,以相当专业的分工,生产供应市场的商品。举例言之,苏州、吴江、盛泽诸处,镇市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大多卷入丝织业。富人为雇主,作坊之中有长期雇用的熟练技工,有论天雇用的散工,有收购转售的牙行,甚至童稚也会帮助挽花。明代小说《醒世恒言》,描写一家织户由养蚕发迹,逐渐购买绸机,终于成为拥有数十张绸机的作坊主人。虽是稗官小说,却反映了当时一般现象。据当时笔记记载(如张瀚《松窗梦语》),精工织品获利可有“当五之一”,亦即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在丝织业外,元代江南开始发展棉织业,因为棉布是大众用品,需求量庞大,遂成为江南农村的手工业。棉花产地在北方,棉布产在南方。据徐光启《农政全书》的记载:北方气候干,不宜纺棉,南方湿润,纺棉纤维不易断裂,织成布匹,细密耐用。这又是地区性的分工,带动了国内市场的交换网络。地区性产业的兴旺,还见于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工业。据当时记载,该地数十里之内,处处有窑,火光烛天,烟雾蔽日。窑主积资千金,雇工千百成群,运送原料与燃料,不绝于途;四方贾客,满载舟车,分途运销海内外。同样的情形,还有广东佛山的冶铸工业,刀剪、农具、工具,集中在佛山生产,产品分销国内与南洋各地。该镇的人口,几乎都与冶铁业有关。铁匠的行会,也因为钢铁制品分销,遍布于水陆码头。

    上述诸种产业,原料未必全在当地出产,正如江南棉布的棉花产于北方;山西潞州的丝织品,蚕茧出自四川;佛山的冶铸,生铁来自湖北大冶……凡此诸例,都促成国内区间贸易。工业地区劳工人口众多,当地农业人口也有不少转投入工业,以致工业地区的粮食必须仰仗别处输入。江南自古鱼米之乡,但在明代,江南的食米来自湖广,面粉来自黄淮。同样的,北方棉布由南方输入。古代北方也有名窑产瓷,但在明代则全国饮食器皿,大多产自江西、浙江、粤、闽诸处,尤以景德一镇为全国产量最大的供应地。

    上述几项工业的规模庞大,不是单由内销获利,利润之中外销所得,为数应当相当可观。大洋航道开拓之后,不论合法、非法、直接、转口……丝绸、瓷器两项无疑是外销贸易的翘楚。本章第四节所涉及的西洋与日本海商,从中国海商取得的商品,最常见的项目是生丝与丝织品。在瓷器方面,“贸易瓷”是为了外销烧制的,常见伊斯兰纹饰,例如连珠纹以及阿拉伯文吉祥语;或则欧风花样,例如圣母图像,欧式建筑的街景。今日红海岸上福来斯塔山的中国贸易瓷残片,都是由海道起岸转驳陆路时留下的废品。近来打捞南海沉船,常见数万件明瓷。

    凡此都可觇见,外销贸易换来的美洲白银与过去外销换来香料、香药与珍宝相比较,白银之利,不仅巨大,而且具体地惠及百姓。明代东南、华南即因发展外销丁业而致富,也因此带动了国内区间资源的交流,例如从北方或长江中游输入粮食。

    明代经营方式中有类似现代的股份制企业

    明代商贾与工业的经营方式,颇有“现代”意义。投资人可以数人合股,成立类似今日股份公司的机构,另聘专业人才,操盘运作,类似今日的专业经理人。有些企业,例如百货业,每一项货品都有专设的单位经营管理。钱泳《履园丛话》中的“孙春阳”条,记载这家苏州的“南货铺”,设有“南北货”、“海货”、“腌腊”、“酱货”、“蜜饯”与“蜡烛”六个部门,分司收购发卖。无论不同企业之间,抑是同企业内部,专业化已是常态。四柱记账,进出项目及收支数字,每日结算入账,也与今日复式簿记制度,并无差别。

    明代活泼的商业,在外销利润足供挹注之外,还另有融资的来源。明代盐业是政府专利,但政府还是必须仰仗民间承保。最可见的例证,则是政府以盐引(卖盐许可证)的特权,招商运粮于北边,以给军需,是谓“开中”。商贾取得卖盐的特权,招募屯户,在北边屯田,以其收获,给付军粮,商人省了运粮的费用,赚了卖盐的厚利。南北物资交流的过程中,这些卖盐取得的资金,遂为商贾汇兑或借贷的融资。擅长这项活动者,北为晋商,南是徽商。晋、徽两地都是农地不足,养成外出寻觅生计的传统。于是山西票号,徽州钱庄、当铺,均担起后来银行的功能。明代徽人汪道昆的《太函集》中,包含不少各地商贾的交游情形,可以觇见当时经济活动的网络。

    这些游资,不仅在国内是融资的重要来源,也会有人挟资投入国际贸易。大致晋商经常操作北边与西边的陆路生意,将中国货品换取皮毛类的商品。安徽商人,以其富力投资南洋海商活动。本章第三节叙述早期海商,即有徽人许氏兄弟,出资打造广东出洋船只。

    宋代社会,儒生与商贾之间,可能颇有分流:前者以内圣外王自我期许,志在经国济世;尤其理学家们不屑言利。明代中叶以后,风气颇为不同,江南士大夫,如有余力,也会投资商业活动。.一个士大夫家族,兄弟数人,可能有人出仕,有人经商,有人在家管理田庄。于是,不仅一家的财富与社会关系在三种职业之间流转融通,而且儒家的理念,也一样渗入商贾圈中。余英时曾指出,商贾经营事业,其“创业垂统”的自我期许,实与儒生经世济用的观念相通。他称之为“士魂商才”的精神,可能贯注于一些商贾活动。韦伯在讨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现象时,指出基督教新教卡尔文派的工作伦理,实为资本主义活动的原动力,仝这一原动力,不在勤劳俭朴等项德目,而在此等人自我期许的使命感。明代商贾活动,波澜壮阔,余英时指出商贾自觉意识,当亦可与新教伦理相提并论。

    讨论资本主义萌芽课题时,都市化也是常提到的现象。检视明代都市发展的性质及分布,大致仍是宋元以来的延续。那些主要城市,仍是处于交通要道的集散中心,加上若干工业中心的城市。在政治性城市方面,则多了北京少了杭州;南京也只是在明初有过短期的首都地位。明代都市化现象颇堪注意之处,当在江南地区(杭嘉湖、苏松太)小市镇密集,使人口密度颇高的环太湖长江三角洲,联结为一片工、商、农各业都极为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带的水道也在明代编织为密集的网络。在这一地区,城乡的差别依旧可见,但较之中国其他地区,该区城乡差距,以生活水平为例,已显著拉近。

    从货币使用的情形言,宋元时代出现了纸币,元代的宝钞制度,明代也沿用。但是,明代政府掌握了银矿与铜矿较丰富的云南,再加上大洋航道开通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货币又改为银铜并用的金属货币,避免了纸币因为多量发行引发的贬值问题。中国不断生产外销商品,白银不断流入。中国享有长期的贸易顺差与陪随而来的经济成长,在“龙头”地区(江南与华南)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波及的其他地区也有了当地前所未有的产业。例如,本来北方棉花南运,在松江织成棉布布匹,又运销北方。若干年后,河北、山东开始自己织布,供应近处市场。这种现象与现代世界第三波工业化的“雁行理论”所描述的形态相似。

    总而言之,明代的经济发展,大率是宋元(尤其南宋)发展过程的延续。其中新出现的因素,则为大洋航道开通之后,中国的外销市场扩大到欧洲与美洲,中国获得顺差是大量白银。这一变化的主调是中国卷入初期的世界经济大网络。从中国的经济本身论之,南方,尤其江南直接获得实际的顺差之利,快速地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中国国内区间的差异加大而“波及”的效应,也带动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凡此变化,在庞大的中国文化--社会一经济复杂系统中,其形成的效果,还不足撼动整体的稳定。资本主义萌芽了,却还不能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