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6、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公元I5世纪一公元17世纪)

第7节  南北经济社会的差异  

 

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发展情形不可能一致,是以自古即有地域性的荣枯差异。在南北朝以前,中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是中原。广义的中原,包括今日所谓北五省(河南、陕西、山东、河北、山西),狭义言之,则是黄河中游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自唐中叶以后,北方多经战乱,渐渐凋敝,南方则战乱较少,加上气候温和,发展农业的条件较佳,于是浸浸然在人口与财富两方面都超越了北方。明代的南北差异,十分显著。南方经济发展、市镇密集,已在另节有所说明。此节仅就北方的发展,有所陈述。

    北方经济凋敝,人口流失

    蒙元统治汉地,本就分为两区,北方是从金人手上接下来的部分,南方是南宋的原有疆域,蒙元称为“蛮子”。《马可·波罗游记》中,北方是契丹,南方是蛮子,俨然两个国家。蒙元时代,金人旧地由“汉军元帅”及蒙古驻防“万户府”分别割据,而南宋旧地则仍沿袭宋人州县地方行政系统。两者的差别,北方的地方行政制度不如南方安定,是以南方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北方则终蒙元之世,百姓经常有差役的负担。

    蒙元末期,北方战争频仍,南方虽有数支反元武装力量逐鹿天下,但战争大多是在江、淮、河、汉交接处进行,南方腹地战事不多。明军北伐及燕王南侵(所谓靖难之役),战事也大多在中国东部诸省的南北交通线上,南方腹地承受的影响不大。

    明初,北方已相当凋敝,黄淮之间又因黄河经常决口,尤其多灾多难。北方人口流失不少,往往百里无人烟。明太祖曾大量移民充实北方。迁移人口的模式,最初为移江南人口填实他的老家凤阳濠泗一带。但移民人数多,而且次数频繁,则是以山西高原的人口移往山东、河北、河南三省的交接处。这一地带,不仅是北方兵灾最烈,也是旱涝灾害最甚之处。明代在潘季驯( 1521-1595)治理黄河有功效以前,此地的生态条件恶劣无比,必须不断移民填补。此处移民传说,祖先都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即是百姓记忆中的大批移民运动。

    明太祖设立卫所,以军户屯田养兵。明初曾有300万人分别屯戍边疆卫所。卫所最多处,在北方长城线上的九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太原、固原等九个军事重镇,以及山东以至广东的海疆防线。其中仍以北方,由东北到西北,卫所的人口最多。这些军户人口,也毋宁是集体迁移的移民。中国北疆,水土条件不良,到了明代中叶,卫所管理制度败坏,卫所军户的土地不是盐碱化,即是沙漠化,北方军户的生活为之困乏。

    明代有“开中”制度,以“盐引”为报酬,鼓励商户在北方军事要地及首都附近输粮实仓。商户开中,即在北方民屯种植粮食。这些民屯的田地,为了就近输粮,也大致分布于北方,尤其河北、山西、陕西及辽东。民屯自各方招募贫民耕种,农户缴粮  ;之余,也只是仅足温饱,难有余粮。

    王公贵族攫取大量北方土地

    明代中叶以后;亲王分封,多在河北、山东及河南,王府领有土地,动辄干顷。明代晚期,河南一省王府的土地,占了全部耕地的十分之一。河北、山东情形,王府田地不如河南比例大。但是,明代的“皇庄”,是皇室直接领有的农田。皇庄多在首都附近,是以北直隶的八府(即今日河北省)遍有皇庄。

    除了上述皇庄及王府土地,明代皇亲、国戚、功臣、勋旧,以及有权势的宦官,也多有请赐的田地。他们住在首都,请求赐地也以京畿附近为多,北直隶的田地,除了皇庄,即由这些权势之家占有。于是,北方各地农民多是庄园的佃户长工,生活困苦,糊口之外,别无可以周转的资金。整个北方,除了社会上层的消费人口,民间发展经济的资源至为匮乏。

    相对而言,南方是另一局面。明朝祖制,南直隶的土地不得用于分封与赏赐。南方也并非没有当地的大地主,然而南方没有军户、皇庄、勋旧……占有土地,则自耕农的比例,当然较北方为多。明代户口制度并不健全。从明代实录的户口数字看,不实之处处处有之。南方户口比实际的数字,短缺之数不小。这些不入户籍的户口,遂为没有税赋的人民。

    南北经济落差显著

    明代的手工产业,最为发达的纺织与陶瓷,以及造纸、漆器工业,由于自然条件,多在南方,尤其东南与闽粤地区。棉花产于北方,而纺织工业却在南方。南方气候温和,日照时间长,雨量较丰沛,农业生产量已高于北方,更何况南方还有许多手工业的生产品。因此南北经济分歧的落差,已不再能够拉近。同时代的欧洲西班牙等处为一般农牧地区,其经济水平远逊于地中海商业城市及中欧、北欧的工业城市。中国与欧洲的情势,都是由于一些手工业经济在国际贸易发达之下,转化为前工业化的经济,与传统农牧经济的地区之间,于是有了巨大落差。

    中国北方,如前所述,王公贵人依靠皇权,攫取大量土地,以致在皇庄、王府田…………..诸种田庄上耕种的农民,于缴租之外没有余力发展农舍工业,形成经济倾斜之势。北方只能供应南方工业生产的原料,例如,北方生产棉花,供应南方纺织业;南方输出布匹,供应北方市场的需求。这一出一入,南北的落差势必增大。在明代末期,才有商人在北方就地生产棉布,但北方的纺织业始终不能望南方的项背!

    这一现象,也反映于城市化的转变。南方,尤其江南,大小城镇密布,水陆交通路线联系城镇为一个密集的网络。江南、闽、浙、粤海岸及河道地区的乡村,其生活条件与城市生活相差不远,城市讯息也可迅速传布于市镇。最可见的例证,明代南方发展的昆腔、弋陌腔、海盐腔,福建的南管,广东的地方剧种,不但在城市舞台演出,也有下乡巡回的演出。相应的,南方的教育质量及教育普及程度,都超过当时的北方的水平-。民间思想的多元与活泼,也是南方显著可见。

    在中国北方与南方交接的地区,靠东的淮海地区受黄淮水患影响,天然条件不佳,只有大运河沿线城镇不断,颇有商贾之莉。靠西一片,汉水中游上下,南阳、襄樊一带,是南北转型的中间地区,不受黄河水患直接影响,又有汉水及其支流的灌溉,农业条件相当不错。这一地区的西侧,巴山、秦岭的东广部山地,山高谷深,其川鄂之间的“老林”(今日称为“神农架”,,箐深林密,交通不便。中国北方最穷困的黄河下游居民及陕北黄土高地的居民,常以南阳襄樊以西的地区为逋逃地:这些地方还有可以谋生的机会,不得已时退入老林及川鄂边区,豫西的山地,也是政府鞭长且不及。再退一步,由豫鄂南下,还可进入湖南江西的山地。于是中国北方穷苦的农民,无路可走铤而走险时,即以湖广山地为尾闾,西入鄂北及川东山地,南入湘赣山区,也可以托庇于崎岖的地形,在交通大道之外的边地讨生活。

    三国时代的宗部、山越,南朝的诸流民帅率领的移民,宋以后的棚民客户……大多是这种在夹缝隙地谋生的移民人口。明代自明初即常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事。明代早期的白莲教,是启示型的宗派活动,其波及之地如果不是在最为贫困的山东、河北地区,即在川、楚之间,亦即是上述的尾闯地区。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规模贫穷农民武装起事,历史称为“流寇”,即因其流动性强,忽东忽西。审察流寇的流动范围,扩散时遍及北方五省,窘迫时退遁“老林”,潜入川楚山地。这一大规模的农民起事,并无宗教宗派在后面组织,可谓纯粹因为生活困穷,铤而走险。出入范围,即是以北方尾闾为逋逃地,发展为大群农民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燎原大火,终于焚烧明皇朝的政权。

    中国南北的落差,自明代以后延续至清代。虽然清代建都北方,政府尽了大力将南方粮食漕运京畿,有清一代终究未能将南北差距拉近。中国的政治权力,常在北方,而文化与经济的“中原”则俨然以南方为重心。若说中国的大范围内,实际上有风貌迥异的南北两大板块,也未必为过甚之词。明末农民大起事,在北方活动,至多侵入南方边缘的山地,又旋即退去,或即消失,但始终未能进入南方中心地带。清人入关,在北方几乎未遇抵抗,而在南方,汉人抵抗至为激烈,历时甚久,甚至崎岖山地,漂泊海岛,数十年不止。南北社会风气之不同,也可由此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