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6、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公元I5世纪一公元17世纪)

   第8节 明代思想的转变

 

明代创业的太祖、成祖两朝,以功名收揽文人,担任政府的公务员太祖进用读书人建立了一个蒙元时代未有的文官系统,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由文人管理。但是他们父子都是雄猜之主,于知识及思想的开拓与发展,其实并无奖掖与鼓励。有明一代,官吏不过是佣仆,君主对文官任意奖黜,一有得罪,当朝廷杖。即使是宰执,也难得为君主礼重。后来宦官专权,文官更是受尽皇室家奴的欺凌。明代士大夫,虽在乡里为缙绅,在朝廷则未能有意气慷慨的机会。

    科举制桎梏思想由明代开始

    明代开国不久,即不再重视对时务的策问,而制定科举以八股文申述儒家思想。永乐时,官家钦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及《性理大全》,制义文章大都依据程、朱的理论为正统思想。顾亭林因而感慨:“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中国科举制度桎梏思想,实由明代开其端,而清代更积习难返,数百年来终成中国文化的桎梏。由这种正统拘制的文官系统,自然罕有特立独行的人物。明代前期的大臣如夏元吉、杨士奇、杨荣、杨溥诸贤相,大致都是庸言庸行、谨小慎微之士。早期的解缙、中期的于谦,即使有发抒才能的机会,却都不能善终。难怪明代晚期,只见权相,不见大臣,甚至如张居正也是以权相的身份着手改革,死后尸骨未寒,已遭大祸。

    王阳明的挑战

    王阳明的心学,自然是对于正统理学的挑战。儒家学说自唐宋以来,即与佛道思想相互影响。佛教禅宗的个人自主观念,毋宁于阳明心学有其刺激作用。王阳明在仕途上有过一番作为,但是他的学说则是在贬逐之中形成,也未尝不是对于正统思想的反弹。阳明心学加上已经弥漫的佛教禅宗,对于明代知识分子有巨大冲击。宋代陆象山之学,已开心学的滥觞。然而朱、陆之间,陆学声势逊于程朱理学。何以同为心学的阳明学,在明代能后来居上,浸浸然与程朱为敌?此中缘由之一,当是高压之下,难免反动。宋代朱子学的势力在民间,明代官方借程、朱确立君主权威,其正统的威势虽有绝大多数士大夫的附从拥护,却也招致压力之下的反弹。明代思想,尤其社会思潮,其具有历史意义的部分,不在正统的领域,而是在从正统中反出来的另类思想风气。到了16世纪,寻求个人主体性的思潮,遂在文化与学术领域,发为巨大的能量。

    阳明学本身,即是十分宏大的理论系统,影响近世中国的思想极为深远,甚至泽及东瀛,蔚为东亚文化的重要成分。阳明学既是中国哲学主流学派之一,各种哲学及思想的论著均有讨论。本书注意于民间社会思想,是以在此略述阳明学的一个支派——王艮(号心斋,1483-1541)创始的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人士,自王艮以下,不少来自民间,其讲学场合也在民间。泰州学派的学者,志不在庙堂,而在于化民成俗。这些人特立独行,意气风发,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对他们的评语为:“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的确,在举世多乡愿的明代知识界,这些泰州学者亦狂亦狷,毋宁特具振聋发聩的警世功能,其影响也就超越学术界,而引发当代文化界的另一番气象。

    王艮出身灶籍(盐场的工匠户),家境贫寒,随父经商,自己研读《论语》,随时向人请教经义,后来才入王阳明门下,然而其时王艮的思想,也已自成系统。王艮接受王学良知的观念,认为心有所向便是欲,心有所见便是妄,无所向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心中空寂无一物,良知便自然涌出,。这一番思考的方式,与佛教禅宗的观念,其实十分相似。王艮主张修身即是安身,如能有道德修养,又能修安自己此身,即能身心两安,吾身保,然后能安天下。同时,王艮认为身与道是一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道是具体的事物之道,自身不保不安,哪能弘扬大道?道身双尊,庶几人能弘道。王艮认为道是落实于人间的百姓日用的道。儒家追寻的乐事,既是学习的快乐,也是以身心为本体,体会宇宙间鸢飞鱼跃,生机勃勃的快乐。是以,王艮主张的修身修道,都是以自己未经沾污的心为主体,投入人间,也融入宇宙,达到怡然愉悦的境界。

    泰州的后学,大抵都由此向纯真自然的方向发展。如罗汝芳(1515-1588)以为赤子良心,当下即是,可由形而下的心体直接表现出形而上的性体。耿定向( 1524-1596)主张百姓日用是显然可见的现象,而其中又隐藏了民胞物与的天道,心、性与天三者为一,可由自身内观,认识天地宇宙的真机。这两家是泰州学派的主流。王栋主张以慎独严意念之辨,则注重收敛的自律,又与刘宗周(1578-1645)的思想接近,竟似靠近朱子学的一边了。

    李卓吾的“童心说”

    泰州学派中,最为激烈的人士,当是何心隐与李贽两人。何心隐(1517-1578)以安身立本,实则由人的自然本性出发,理解人“有声色嗅味安逸”的欲望,对此欲望,应当尽天之性,不必“去人欲”,但须有所节制,以适中为度。治天下,即是与民同欲。何心隐也有社会运动的理念,他设计了“聚合堂”,捐产试办共同生活的社团。他希望凡士农工商的身家均纳入“会”中,设立制度,轮流主持,然后聚集为“主会”。会首是“师”,也是“君”,君民平等,不属一家,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终于可以臻于“天下归仁”的境界。何心隐提出人人平等及自发组织的理想社会,当然为明代皇权不兼容,他也终于以身殉其自由的思想。

    李贽(字卓吾,1527-1602),原姓林,本伊斯兰教子弟。他的思想较之何心隐更为激烈。他由泰州纯任自然本心,发展为“童心”之说,以为童心是“绝假存真”,“童心”之“真”与世俗名教之“假”、道学之“假”是相对立的。儒家本来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四毋,李贽以为摒去一般人的“意”与“必”(亦即有所向与有所欲),也摆脱泰州学派太过自信的“固”与“我”(亦即自以为是与固执坚信),才能恢复童心的本来自然。从童心的“真”,达到不受声名利禄污染的本真状态。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浪漫主义的憧憬。在心学的辩证过程中,童心与修身如何相联,其实也是相当难解的课题。

    李贽以“童心”一念引申,遂以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天下无一人不能生而知之。是以道不离人,人不离道,“人”是一切的中心。人不能无欲,凡事顺其自然,不应有礼法刑德,以约束人间应有的权利。李贽的思想,在今日看来是一种向传统礼法挑战的普遍人权思想,但在当时则是挑战伦理规矩的惊世骇俗之论。他的命运,也和何心隐一样为世俗不容,终于在狱中自杀身亡!

    这几位冲决传统,勇于开拓新思想的学者,其学术渊源已全不在儒家。王阳明心学本来已与道教及禅宗有相当关系。泰州学派诸人中,出入佛道者颇有其人。耿定向即糅合儒佛,以建构自己的系统。。他借喻佛学,谓宇宙即吾心,儒门止于至善,其实即是孔氏万世的净土。他借心经“照见五蕴皆空”,说明儒家“喜怒未发谓之中”以释心不容己,人性的仁始得流行不息。耿定向还不过借佛家名词为喻,解说儒家理念,焦?(1541-1620)则更进一步融合儒佛道三家,以为讨论的观念和命题。他们各有自己特定的论述,其实关心的方向和内容,彼此可以相通,不但没有冲突,而且相当一致。

    李贽家世代信奉伊斯兰教,但在接受阳明心学后,服膺王龙溪,始逐渐留意佛家理论,也接纳道家观念,会通三教,无所拘泥。他与罗汝芳等人的态度,均为心胸开阔,不纯以儒家为正宗了。这一超脱的立场,到明末方以智( 1611-1671)会通三教,其为学得力处已不在《论语》、《孟子》,而更在《易》、《庄子》与天台、华严。当时西方耶稣会士已将欧洲的科学知识介绍入华,方以智对天文历数都有研究,虽对于泰西宗教哲学并不佩服,然而相当重视欧洲实证(质测)的研究方法,o是以方氏学问,可谓已脱出儒家为学术正统的拘束。

    小说四巨作的产生

    明代中叶以后,有了如此追寻人间个人主体性的学风,再加上南方经济发展,士大夫不再专擅学术与文化活动,于是明代后半期的文学、戏剧、艺术诸方面,也出现了浪漫精神的风气。明代前半段,文学颇为拘束,“台阁体”的文章当然不足一观,即使李梦阳(1472-1530)、王世贞(1528-1590)之辈以复古的口号,致力打破呆滞的文风,终究缺少创造性。到了万历年间,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30)兄弟三人领导的公安派出,文学始得荡涤模拟古人的毛病,创为清新多变的小品文,直诉心灵,采撷民间歌谣俚语,风气为之一新。

    更堪注意者,则是小说与话本的创作。施耐庵的《水浒传》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都在明初出现,两者都由宋元话本演化而来。吴承恩(1500-1582)的《西游记》及著者待考的《金瓶梅》,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列四大巨著。然而《西游记》及《金瓶梅》毋宁是浪漫主义和批评现实的创作,实与铺陈故事的小说,根本性质并不同类。《西游记》以丰富想象为手法,讽刺嘲弄世俗生活中的乡愿行为及观念,其思想根源多重,隐喻的层次则兼包儒、道、佛三家。在万历年间已经流行的《金瓶梅》,作者为谁至今未有确论,但该书以俚俗语言,描述男女关系,也暴露官场与士绅的腐败生活,实是十分有反叛精神的文学创作。冯梦龙( 1574-1646)的《三言》、凌?初的《二拍》,均是以白话撰写的短篇小说集。冯氏为李贽友人,颇反对理学;凌氏则是卫道人士。然而,二人均以白话写作,开白话文学的先河,而且这些故事大多从市井小民日常生活取材,铺陈一般百姓的思想与行为,又从“话本”的传统多了一层文学意义。

    戏剧、绘画等文化艺术不拘一格

    戏剧方面,自从元曲兴起,中国的舞台艺术进入成熟阶段。明代南曲渐盛,多为民间传奇戏,却各地有各地的地方戏。明代中叶,昆曲兴起,经过魏良辅的改革,吸收南北曲艺长处,甚至引入江南民歌小调,又经江南文人学士的帮助,昆曲遂一跃而为戏剧主流。江南经济繁荣,得到文人雅士推波助澜,昆曲不但在城乡公开演出,士大夫的厅堂也成为表演场地。文学之士各出机杼,编戏制谱。万历年问的汤显祖( 1550-1617)为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人。汤氏性格刚直,仕途不顺,屡遭贬逐,晚年绝念仕进,致力于撰剧,其《临川四梦》脍炙人口,为传世名著。他受泰州学派影响,富有浪漫精神,重感情,反传统。四梦之中,《南柯记》、《邯郸记》两梦,均由唐代传奇故事为母本,以世事无常的现象,揭橥佛道的淡泊。《紫钗记》也是以唐代传奇霍小玉传编剧,可说是由女子的视角指出男女情爱并不平等。《牡丹亭》一剧是昆曲之冠,不仅表彰情爱,向理学的传统规范挑战,而且女主角杜丽娘因情而死,又起死回生,使情爱之重超越生死。昆曲戏剧能发展为如此鼎盛,一方面反映当时文化风气,一方面也因为江南经济殷富,有所凭借。

    在绘画方面,明代中叶以后也有类似的发展。明代早期的绘画,以院体画为主,工细规矩,而缺乏原创性。明中叶以后,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著名当时,开明代文人画的画风,其中尤以唐寅(字伯虎,1470-1523)画风倜傥不群,强调个性的表现及主观的意境,与阳明学的趋势颇有呼应。稍后的徐渭(宇文长,1521-1599)笔法飘逸,发抒情感,不求神似,更与泰州学派反传统、求自主的精神相符。陈洪绶(号老莲,1598-1652)落笔意在相外,俨然道家得意忘言、禅宗不落言诠,则已与近世抽象艺术的精神相通了;明代江南造园艺术颇盛,今日苏州园林还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私家园林,在局促的空间,有完足的布局,不是真山真水,却是设计者自己胸中的丘壑,尤其太湖石堆叠的假山,顽石本无美丑,令由观赏者自己的审美视角解读。这也是反映了造园艺术对主观与主体的尊重。

    明代晚期的文化气象,当然也不拘一格,虽不全然会有上述反传统、重个性、重自由这一系列,但这一风气仍弥漫于思想、文学与艺术领域,当是对于传统权威及礼教规范诸种压力的反弹,也是在反弹过程中的反思。一时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风气所及,即使系出朱子理学的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诸人,抗争奸邪,意气慷慨,置生死于度外,其行为作风也已是狂狷之流,不同于世俗的乡愿。明、清之交,国亡家破,顾炎武、黄宗羲痛心之余,对于中国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与思想方式,均有深刻的检讨;其破陈立新的精神仍是与嘉靖、万历以来的文化风气,有传承,但也有批判。这种风气,堪称中国近古以来的一段启蒙精神。如果没有清廷严酷的威权压制,斩断了这一段反思的检讨与创新的尝试,中国文化后来的演变,或未必再有三百年的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