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6、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公元I5世纪一公元17世纪)

 第9节 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  

 

本节比较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是为了两项考虑:一则,两者的时代跨度几乎相当;再则,两者都承受新大陆白银大量流入其经济体的影响。然而,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其发展模式却完全不同。

    中国社会文化呈现高度一致性

    明代享祚几乎三百年( 1368-1644),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延续了二百余年(1467-1700)。尤其16世纪至17世纪,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都有巨大改变,于国际活动方面也都十分活跃。朱元璋建立明皇朝政权,恢复了汉族为主流的政权。皇帝的权威与儒家思想培育的文官制度,已在中国根深蒂固。元代是蒙古人在建立的政权,其本质与中国传统王朝并不相同,即使忽必烈及其子孙的统治,已吸收了不少汉族皇朝的传统特色。朱明则是恢复了中国大一统帝国的统治,其领土大致与中国前朝的疆域相同,民族成分以汉族为主体,文化则是儒、道、佛三家融合的系统。

    简言之,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经过长期的整合,呈现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在这一整体结构中,专制的皇权掌握了主要的政治权力,儒家理念则是中国思想方式的主要形式。明代中叶以后,南方经济十分发达,南北人口分布及财富分配都呈现巨大差异,而阳明心学的兴起,与明代后期南方文化以个人为主体的趋势,都可能挑战上述的一致性,甚至撕裂其整体的格局。但是,这些发展似乎只是削弱了明代中国的体质,却没有演化为多元性的文化与政治格局。

    是以,中国北方的贫穷孕育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事,“流寇”在北方流窜十余省,终于拉垮了大明皇朝,但却只能扰及江西、湖南,不能深入富庶的南方。在清朝入关之时,八旗铁骑在北方几乎未遭遇抵抗,而南方的抗争则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然而,中国终究是一个整合的整体,北京政权解体,犹如中枢断裂了,南方的抗清活动还是不得不失败!

    西班牙是十足的多元混合体

    西班牙的历史完全是另一番情势。西班牙的崛起是经由错综复杂的婚姻与继承,将许多不同的区块集合为王朝疆域。菲律普二世( PhilipII,1527-1598)在位时是西班牙的极盛之世。西班牙王室统治的领土,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半岛中部、欧洲的低地(今日荷兰与比利时),海外领土则有东方的菲律宾(从菲律普的名字命名),及美洲广大的殖民地。中欧的奥地利也是由同源的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也在同一家族手中。英国的皇室与西班牙皇室有婚姻关系,两国曾由菲律普二世夫妇分别统治。法国与西班牙比邻而居,双方竞争甚烈。哈布斯堡王朝终于由法国系统的波旁王朝取而代之。英、法、奥三个强权与西班牙的关系离合不定,昨为姻娅,今为寇仇。西班牙统治的这一大片领土中,人民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经济形态不同,各地封建贵族各有其权力上的基础。西班牙是十足的多元混合体,其皇室从未有过真正号令全国的权威,也未能熔铸为一个整体。

    西班牙战争不断。终哈布斯堡王朝之世,改宗基督教的摩尔人是西班牙无法融合的不安成分。西班牙在北方的臣民之中,有不少新教的信徒,例如中欧的卡尔文派,而西班牙王室矢志保卫天主教的正统信仰,为此而有宗教裁判法庭,致力于压制新教。各地贵族领主,又各有其地方势力,并不甘心情愿地接受王朝号令。

    凡此内部的不安与动乱之外,西班牙还必须面对外部宗教势力的竞争。奥斯曼帝国在苏里曼f SuleymanI,1494-1566大帝时,其舰队横行地中海,欧洲国家不能抗衡。直到1571年,西班牙舰队在希腊南部外海雷邦都( Lepanto)海战,击溃奥斯曼舰队,基督教国家才能不再担忧奥斯曼在地中海的海上势力。然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Armada)却于1588年征伐英国之役,被英国海军击溃。

    活跃的国际贸易壮大了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

    西班牙的二百年霸权,在17世纪末叶已经黯淡。西班牙从新大陆掠夺的财富支撑了西班牙的霸权,却没有为西班牙带来经济繁荣。新大陆的黄金与白银,分别流向西班牙与中国。在中国,活跃的国际贸易壮大了东南沿海的经济,丝绸、陶瓷诸工业的发达,使东南的繁荣惠及一般小民百姓。江南与闽粤富庶,人民生活舒适。元代与明代,使用“宝钞”作为货币,自从新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白银代替宝钞成为大额通货。白银与铜钱同时流通的双重币制,为明清经济发展提供了充沛的货币。中国外销市场与货币增加,两者皆刺激了中国南方经济,造成三百年持续增长的景气。

    明代政府的财政似乎并未因为南方经济繁荣,而有所裨益。一则对外战事耗费不少,二则官员贪黩成风,三则政府税源仍以田赋与徭役为主,并未合理开拓商税及工业税。这三者之中,最后一项事涉财政结构,也许是关键所在。

    西班牙的大量财富多用于消费

    西班牙方面的情形,则又与中国不同。西班牙与葡萄牙地滨地中海与大西洋,在开辟新航道的事业上,既是前驱,也获利最早。新大陆的黄金、白银及东方商货的利润,撑起了西班牙霸权。但是,西班牙本土并未因为大量财富流入,而改变产业结构。西班牙的牧羊业,为贵族领主的传统收入,他们甚至没有将牧业改变为农业之想,更遑论以财富投资于工业生产了。于是,大量黄金、白银,一部分用于皇室及贵族的豪华生活,大部分辗转流入中欧及地中海的商业城市。这些城市只生产消费品,吸收皇帝及贵族的财富,又以所得之收入投注于生产。欧洲的工商业经济,随着重商主义而增长,得益者不在西班牙,而在其分散各处的城市与商港。到西班牙势力衰退时,荷、葡与英国均以“东印度公司”的公司组织,为其经营市场与开拓殖民帝国的工具,这种运作方式与海口商港及商业城市的繁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班牙、葡萄牙开拓了许多新航道,航海事业刺激了造船业及相关的事业,与此相关的实用数学、天文学与地理学都有相当进展。不过,在学术方面,当以天主教耶稣会为最著。西班牙皇室是天主教中保守教派的主要护法。当时耶稣会与道明岔斗争极为激烈,在华传教的道明会教士攻击耶稣会不遗余力。西班牙皇室自始至终都护持保守的道明会,疏远耶稣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耶稣会会士介绍欧洲学问的贡献,厥功甚伟,不能忽视。耶稣会会士的通讯,也大量介绍中国的知识与工业技术。但中华文化的影响,却在法国展开,而未见于西班牙。此中原因,当与天主教保守教派的反智主义有关。

    中西两国的崇尚个性的文化运动

    在明代晚期,中国在思想与文化活动两个领域,有过崇尚个性的运动。这一潮流,出现于东南,后来未能滋长为类似欧洲的启蒙运动,更未转化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当然有中国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代的西班牙,其实也面对正在酝酿的族群民族主义与市民意识;前者终于成为建构民族主权国家的动力,后者在日后滋长为民主与人权的思想。但是西班牙的统治阶层,完全没有察觉两者正在逐渐茁壮,而当时的新教活动及工商城市经济实为其嚆矢。

    这一现象,与中国的情形有些相似。明代皇权以宦官为税监,收夺民间财富,激发民变。这些群众活动,其实也是新兴现象。同时,明代江南东林、复社等知识分子大规模的集会结社,也是值得注视的新兴现象。明代统治阶层及知识分子中的正统保守者,都未察觉其可能孕育的动力。明代晚期的新潮,在清朝人入关后未有进一步开展,中国历史走入停顿。相对的,欧洲的新潮风云际会,兴起此后启蒙运动与民主革命的洪流。欧洲历史为之丕变,西班牙却失落于历史的巨变之中,终于为西欧及中欧的重大转变,挤到了历史的边缘。西班牙曾经拥有庞大的财富,现在只有旧日皇宫的金碧辉煌,见证一时的?赫。西班牙极盛时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富丽繁琐,装饰重于内涵,倒与清乾隆时代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远远不如明代家具的素朴与明代青花瓷器的淡雅!

    明代晚期的文学,曾有过辉煌成绩:小说、散文、戏曲……都在崇尚个性的运动中,提出对于传统与权威的反思。相对而言,当时西班牙文学有塞万提斯(Miguel deCervantes,l547-1616)的《唐吉诃德》,也是针对时代的消逝,投下最后一瞥,其中既有惋惜,也有讥讽——也许是两者的混合,留下非凡的效果,颇符合《诗经》哀婉的风味。塞万提斯这位西班牙永垂不朽的文学家,曾参与过雷邦都海战,而且在战火中丧失了他的左臂,由这样一位人物担任西班牙盛衰的见证人,也令人低回于历史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