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6、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公元I5世纪一公元17世纪)

  第1 0明朝时的台湾

 

16世纪之前的台湾岛是原住民的天下

    台湾的原居民,最早是哪些种族,至今还未能由考古学上获得解答。若以台湾三四千年前新石器文化的特征言,则与福建地区同一时期的新石器文化有相当关系。澎湖地居台湾海峡中间,其新石器文化采石场的石料,也颇见于台湾的新石器文化制品。台湾东岸古代文化的玉器,其切割方法与浙江良渚文化的切割方法相同。二千余年前,亦即秦皇、汉武之时,中国东南的“百越”族群屡次在秦、汉大帝国的压力之下,颇多离散。那些留在原地的“百越”,与南下的汉民族混合,衍生为南方方言群的中国人;其中被迫迁徙淮汉地区的百越,则融入北方人口之中;至于居住今日湖南、江西与安徽的百越,也在三国与南朝时期终于融入汉族人口。台湾原居民的祖先,是否为百越孑遗?这一课题,当由考古学家与语言学家们共同探索。

    历史时期,台湾岛民与大陆可能也有一些交往。台湾考古遗址常见宋代钱币及宋瓷残片。宋代的中国,是当时东亚经济圈的中心,宋人钱币是国际流通的货币,北到草原,东到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地,都有宋钱为通货。当时台湾的居民,可能也经由澎湖与福建地区有贸易交往,只是我们无法知道其间交换的商品种类,也不知其规模如何?

    明代后半期,欧洲海上势力进入东亚。海商贸易利润丰厚,不但葡萄牙、西班牙海商博得厚利,日本九州诸藩侯亦染指其中;而中国最有财力的徽商也投入海上活动,汪直、徐海都是此中著名人物。于是,中国沿海,处处有海商集团,运出丝帛瓷器,贩来香药及金银;尤其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为数至巨。明廷的对外贸易政策.忽松忽紧,有时封海,有时开禁。这些海商集团,在海禁闭关时,即成为走私的海寇。这些海寇成分复杂,包括各种国籍的冒险人士,结合中国沿海居民的好利之徒,大船在深水,小船入内海,或为了取得给养抢掠村落,或为了拦截商货骑劫货船。当时纵横中国海域的武装集团,早期与台湾有关者,有活跃于嘉靖年间的陈老、林道干、林凤诸辈,他们先后以澎湖与台湾南部(今日嘉义到高雄之间)的港湾为其活动基地。

    16世纪的台湾岛上,仍是原居民的天下。他们的聚落,分散在西岸的平原及丘陵,后来汉人称之为平埔番的“番社”。原居民之间也有战争,其性质不详,但往往仍保存于他们的传说之中。台湾物产足够原居民维持一定的生活,却没有可资外销的商品,因此台湾能够长期置身贸易网络之外。但在海道开通之后,大陆及日本的海商路过台岛,遂将台湾的藤材、水鹿皮、硫磺、樟脑……运往大陆与日本销售。福建渔船及海上武装集团,在台湾靠泊,逐渐有人从季节性的季居,发展为长久居住,甚至从大陆运来耕牛,在台湾垦拓定居。上述林道干、林凤之流,可能都有这样较为永久性的基地,既便于靠泊休息,也可保持可靠的生活资源。至今,高雄还有林道干之妹藏金银的传说。

    台湾岛重要地理位置被西方海上列强看中

    16世纪后半期,荷兰从西班牙帝国独立,很快加入海上强权之列,东来经营。荷属东印度公司,以国家为后盾,其经营能力超过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海上活动。太平洋上鲸波翻动,台湾终于被卷入海上的竞争。当时西班牙已据有菲律宾,以马尼拉为活动基地,转驳经过中美地峡的商运。葡萄牙占有澳门,是其印度以东的海运中心。从马尼拉、澳门出入中国与日本,获取东方商货都相当方便。荷兰已占有巴达维亚( Batavia)。作为东方活动的基地.但巴达维亚远离东亚.出入不便。荷兰也想在中国沿海取得基地,他们先于1604年及1622年两度尝试占领澎湖,遭遇中国驻防人员抵拒。1623年熟悉台湾情形的华人海商李旦带领荷兰人转移到大员(今台南安平),建立基地。荷人遂在台湾筑城为久居之计。台湾的大员,是一片涨沙后面的内湾,不能驻泊大型船只,也不能维持稍多的船舰,仅是巴达维亚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分支据点。荷兰人在台湾南部,先以武力征服邻近番社,继之以传教工作建立管理组织。番社自治,但必须顺从荷人公司的号令。荷人由南逐渐向北开拓,番社在荷人胁迫之下,纷纷接受荷人统治。荷人在台湾驻守人员为数不多,凡事听命于巴达维亚的总督。自此至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人,建立明郑政权,荷人据有台湾南部一隅垂四十年,主要仍是以此地为出入中国沿海,驳运商货的转运站及攻略西、葡海上势力的据点。除此之外,荷人似乎并无扩大其殖民地于全台的打算。同时,西班牙人也于1628年占领台湾北部淡水,建立商馆。荷人曾派船攻击西班牙人,未能逐退。1638年,荷人再度袭击据有鸡笼(今日基隆)的西班牙分遣基地,西班牙人撤出台湾。然而,荷人也未成功地在北部建立殖民地政权。

    17世纪的东亚海上形势,马尼拉、澳门、日本的平户、长崎与台南的大员,是海上活动的中心点。同时,闽、粤地区的汉人也大批迁居马尼拉与大员,两处各有数以万计的汉人,他们并非全为海商集团的人员,大多是工商渔农各业支持海上活动的人口。华人在国际海商活动中,主要的业务是取得丝帛等中国出产的商品,也接应运送及分销外国船队带来的商货,及供应给养和其他支持。简言之,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后世的“买办”。不过,因为当时海商活动处于法律与武力的灰色地带,这种华人买办也因此身处正邪的边缘。

    郑氏父子的崛起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都是明末海上活动的人物。前述带领荷人人大员的李旦,即是这一行业的重要人物。李旦在马尼拉、平户、厦门及大员都有事业,郑芝龙原是他的从属。荷人入台后,郑芝龙于1624年是荷人的通译,由平户移居澎湖,又移居大员,不久辞去通译工作,自立门户,从事海上活动。李旦在平户去世,郑芝龙遂继李旦为领袖。1626年,郑芝龙的海上武装集团袭击金、厦、东山等处,明廷官军不能剿灭郑氏,遂与荷人联军攻击郑芝龙,又不能成功。后来,明廷招抚郑芝龙,等于承认其在闽海的势力。于是,郑氏以福建安平为基地,据有金厦一带,郑家船队纵横海上,商贾必须领有郑家旗号,始能行驶海域。郑芝龙与日本平户的领主夙有关系,在日本娶妻,生了郑成功。另一方面,明廷实行闽台海禁,郑芝龙大量走私,武装运送生丝,供应荷兰东印度公司。郑芝龙又消灭了海上劲敌刘香的船舰,独占闽台贸易,并因此介入中日之间的贸易,转输鹿皮与生丝。郑芝龙的次妻,迁居大员,大员华人不少,郑氏与这些人也有密切关系。郑家与台湾的特殊渊源及其影响力,为日后郑成功治台建立了一定的基础。这一时期,明廷将亡,东南海上,郑氏船队与西、荷、日本的海上势力,合纵连横,忽敌忽友,郑氏势力日益坐大。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清兵入关,南都痈立箱王。次年,清兵南伐,史可法殉国,南都沦陷,江、浙士大夫张煌言等人拥立鲁王监国,郑芝龙则在福建拥立唐王,建立政权。郑氏由海上武装集团一变为明廷残余势力的支柱,但在清人攻击福建时,郑芝龙降清,又被诱执北上。郑成功曾为唐王器重,赐国姓,郑芝龙被执,郑成功却毅然以“国姓”身份,收集余众,继续抗清。他仍以金、厦一带为基地。唐王死后,鲁王投靠郑成功。郑氏政权局促海隅,延续明祚,力图复兴;1658年兴师攻南京,却因战略错误,兵败江南,退回福建。这一连串事件,终于导致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明郑政权。

    在此时前后,荷兰在与西班牙的竞争中后来居上,已俨然是太平洋上的重要势力。荷人在东方活动的中心仍在印尼的巴达维亚,但大员已是东亚航线上的主要据点,有军队驻守,也有船舰停泊,大陆沿海的商货源源流入台湾。荷人于南台湾推行荷式的治理方式,在番社中选择亲荷人士,组织议会,却罔顾番社唯长老马首是瞻的传统。南台湾已有不少大陆渡台华人,荷人歧视他们,以为他们是明廷或郑氏的人,不予信任,税课也重。当时中国人虽知西、荷是两个族群,但对他们都无好感。郑成功兵败南京,退回金厦后,在大员担任通译的何斌曾陪同荷人与郑成功交涉解除郑氏对台湾的封锁。1660年,何斌又来厦门献上乘潮驶入鹿耳门水道的策略。于是,郑成功以其优势军力于1662年围困荷人的大员要塞,迫使荷人投降撤离。

郑成功建立明郑政权

    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明国姓延平王的政权,奉桂王永历正朔,延已倾的明祚于海外,至1683年施琅率清兵人台,明郑政权延续二十二年之久。郑氏来台人众,军民不下十余万人,再加上这二十多年内,由浙闽沿海来台的人口,及早已在台的人口,汉人人数估计有二十余万,大都集中在台湾南部(嘉义以南至高屏地区)。台湾北部则仍以原居民为主,汉人向北移殖,还须在清人领台时期才逐步展开。郑氏政权的核心,仿照明制六部,分设文官,但实际情形则又不是真正的文官系统。郑氏部下,原少文士,那些狎弄风浪的海上人物,即使有文官系统的职称,郑成功的政权仍是以一个毅勇之士为领袖,结集了善战的战士建构而成的军事政权。郑经的参谋陈永华及由浙江投奔郑氏的鲁王旧属,在明郑政权中,终究只是少数,不能改变郑氏军事政权的本质。

    1663年,清军攻击金厦,郑氏全军撤往台湾。清人设立海禁,迁移沿海村落,打算断绝郑氏生路。然而,严禁之下,走私更有厚利,郑氏并未因此缺了商品来源,反而因此独擅商机,欧洲及日本的海商,都仰给于郑氏。郑氏能在金厦台澎挺住数十年,贸易的利润是其重要财源。郑氏盛时,郑氏及其诸将手下的船队纵横往来于日本、印度、吕宋、马六甲等。郑氏覆亡之后,有些船队随同降清,不少船队则为日本九州诸藩接手,增加了日本人国际贸易的实力。

    郑芝龙由法律边缘的事业起家,郑成功孤忠抗清,开辟台湾。明代的最后这一幕,从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言,都值得专节叙述以彰显中国历史终于与世界历史接轨,从此中国与世界发展的脉络不能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