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7、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下篇(公元17世纪一公元19世纪中叶)

第1节  清帝国的性质  

 

相对于快速发展的西方,进入世界体系后的中国,发展过于缓慢。自中古以来形成的完足文化体系,开始固是、僵化。,曾经出现知识界对中国文明的重新思考,竟也不能在此时延续下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制度,还能运作的最后一段岁月。

第1节清帝国的性质

    中国历史,颇有一些政权,它们是由边境的强大部落进入中国后,建立为时久暂不一的统治权。

    北方族系进入中国常有二元的统治机制

    这些政权中,有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国者:匈奴与羯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中的两个王国;蒙古则建立了震古铄今的庞大帝国,在欧亚大陆分封汗国,中国地区的蒙元不过是其中一国而已。但是,蒙古的统治既不能持久,也未见制度。相对而言,来自东北森林、草原、河流地区的族群,在中国先后建立了相当持久的王朝。鲜卑的北魏及其衍生的北周、北齐,统治中国北部数百年;契丹的辽雄踞北方,长期与中原的宋并存;女真的金,继续辽的地位,占了半个中国。

    鲜卑一契丹一女真一系,其实即是满族的同族先驱;满族却在组织方面有其特色,建立了最为持久的皇朝。这些东北系(通古斯语系)的族群,都是兼具农、牧、渔猎生活方式,相对于北方族系的游牧生活,东北系族群在文化与经济形态上,都与务农为生的汉人比较接近。满族在入关以前,其部众都已在村落定居,而且与汉人有相当程度的贸易,也已相当熟悉汉人文化,是以满族较蒙元更能适应中国生活方式。

    北方族系进入中国,常有二元的统治机制。五胡在中国建国,每一位国主都兼有汉人皇帝与胡人单于的称号。他们大致是以军法部勒北族战士,以汉人郡县统治汉人。当然,那时的汉人,实际是以具有结合豪族乡党的地方自治组织——坞堡自卫。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解散部落,推行三长制,其目的是建立一元的统治。尔朱氏以六镇戍兵,夺取政权,则是北方戍军不甘被抛置于一元结构边缘之故。北周组织府兵,却又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只不过独立于州郡之外的府兵单位,逐渐趋向职能性的文武分途,而不是族群性的胡汉分治。辽、金二朝,都为南人、北人分别设定其统治权制,不仅中央有北院、南院两套单位,地方也有戍守的部族军府(例如猛安、谋克),置于汉人州郡治权之外。

    清朝入关建立的二元统治机制,延续至清朝覆亡。清军八旗与汉军旗人,不论出任官员或戍守驻防,旗籍人员仍属原来的佐领管辖,终身累世不能改变其部落制度的主人与从属关系。即使旗人渗入一般治理汉人的政府单位,担任流官的职务,他们的黜陟进退还是不同于一般汉宫的标准。

    清帝国的行政系统是双轨制

    清帝国的行政系统,也是双轨制。六部、九卿的正副主管,所谓堂官,有满、汉两班共同视事。各省督抚是地方大员,自清初以至中叶以满员为常,汉员出任封疆大吏,为数较少。相对而言,驻防要地的“将军”,不但是指挥戍守的旗营,有时也兼管口岸及交通要道的关税,这一重要职位,例由满员担任,甚至汉军旗人也不能出任将军要职。

    满族部落制度的遗俗,还见于皇帝本身的权力结构。在努尔哈赤初起时,诸旗旗主共同议政,今日沈阳清官仍有“十王亭”的遗迹。皇太极逐渐将权力集中,才定于一尊,但是有清一代,权力中心的辅政人员,不论是早期的内阁,抑是雍正以后的军机处,常有亲王担任辅政,甚至在皇帝亲政以前担任摄政之重任。此外,还常有亲王管部,凌驾堂官之上。这种部落贵族参与统治的双轨现象,有清一代贯彻到底,直至太平军晚期,因形势丕变,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汉人官员始得内任宰辅,外任封疆。然而,清代将亡之际,满洲亲贵又组合为宗社党,尽力尝试夺回权力。

    在政府组织之外,帝国本身的结构也是二元的。山海关内十八行省是汉人的地区,由省、府、州、县的流官统治;关外乃满人故乡,号为“龙兴之地”,则由将军与都统管理。关外地方自成直属皇室亲贵的局面,遍地是旗下人员的庄园,直接由其主人委派庄头经营。关外不对汉人开放,汉人之中只有贬逐流放的罪犯,没有一般的迁移人口。至清代晚期,始有大量山东移民不经许可,私自出关,关外人口结构,遂有改变。将军、都统管理关外和庄园,直属于满族贵族,都是循着部落主义的旧制,使关外形同另一封闭的国中之国。

    满蒙政治婚姻加强了清对蒙古地区的控制

    更扩大一层,清皇室自开国以来,即与蒙藏地区有直接的关系。满族初起,收纳关外的汉人居民及战争中沦为奴隶的“包衣”汉人,组织为汉军。清扩张的第二步,即自东而西逐渐收揽漠南蒙古。皇太极时,先与蒙古的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结盟,两次击败强大的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这一成吉思汗的后裔,溃败后西奔青海,漠南蒙古悉属清廷。从此,满人据有今日内蒙古东部地区,藉蒙古的兵力与马匹,拊明人北疆,形成东方与北方合围之势。皇太极挟战胜之威,重组漠南蒙古,除了将喀喇沁与土默特诸部壮丁编入清廷八旗,又将蒙古人众编为蒙古八旗。蒙古尊皇太极为汗,满、蒙俨然一家。终有清一代,清皇室与漠南蒙古的贵族,婚姻不断,满族皇后及王子们的福晋,不少娶自蒙古亲贵家族,公主与宗女也经常下嫁蒙古贵裔。这种政治婚姻,在草原部落之间,原是结盟的方式之一。满、蒙之百年婚姻纽带,强固地融合了清皇室对蒙古地区的控制。

    清在蒙古的势力,后又逐渐延伸于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今日的外蒙古)。自蒙元败于明朝,虽有也先、俺答、达延汗等人数次统一蒙地的局面,最后蒙古终于分裂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及西部的厄鲁特蒙古诸部,彼此之间争战不已。喀尔喀蒙古,在清取得中国后,也效命于清廷,通好入贡。康熙时,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不断攻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诸部不能抵抗,土谢图汗、车臣汗与札萨克汗都率部南奔。清廷遂与诸部结盟,改变其原有的部落,依八旗制度分编为总管旗及札萨克旗的许多佐领。

    游牧于漠西的厄鲁特蒙古诸部,不仅归附最迟,而且多次挑战清廷,清廷颇花气力始收服厄鲁特诸部。原居今日新疆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于顺治年间移牧莆海、西藏,其领袖固始汗向清廷入贡,接受清廷封号,于是青海归清廷掌握,。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原来放牧于今日新疆西部及西伯利亚西部,雄张西陲,不愿归属。康熙、雍正曾三征准部,至乾隆年间,准部内讧,遂向清廷投降,也改编部落为诸旗。厄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不能抵御准噶尔部的侵袭,在乾隆年问归附,部落分立佐领,编旗设盟。放牧于今日额济勒河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不堪俄国的压迫,于乾隆三十五年( 1770)举部内徙伊犁,也改编为旗制。于是,自清开国至乾隆三十五年,经历了一个世纪,漠南、漠北与漠西的蒙古诸部悉入清朝掌握!

    满蒙合一是中国历史的大事

    满、蒙融合为一体,是中国历史的大事。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盛时,都曾统—尸中国北方的草原与东方的林木地区。但是,那几次统一,都以强大的武力号召诸部,再以统一的北方挑战南方富庶的中国。清廷的情形,却是于人入关后挟中国的资源为后勤,藉漠南蒙古的支持,拓抚漠北,制服准噶尔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大漠南北、东西草原,坚实地凝聚于清廷的领导之下。

    建立西藏神权统治

    清廷领有西藏,经历另一番过程。这一片峻及于天的高原,人口稀少,气候干旱。到了唐代,吐蕃崛起,建立了强大的藏族政权,唐蕃通史频繁,经济文化关系至为密切。中古以后,吐蕃萎缩,藏传佛教在蒙元时代迅速遍传高原。蒙元解体,蒙古诸部分裂,藏传佛教的黄教,则成为蒙古人民的共同信仰,满洲人众也因喇嘛传法?依佛法。

    清初,顺治年间,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藏巴汗掌握西藏政权,喇嘛教的达赖喇嘛则为宗教领袖。固始汗取代藏巴汗后,又有准噶尔部侵略西藏。清廷对西藏的政策,则是尊崇喇嘛的地位。顺治九年(1652),清廷迎达赖喇嘛来北京,即是高拾了皇权。嗣后,康熙平定准噶尔部,遂建立了西藏神权统治.以达赖为宗教领袖,稍后又立班禅,以分达赖之权,清廷皇帝则是黄教的护法。乾隆时,清廷设立金瓶掣签选制,以解决活佛转世时选择灵童的难题,于是清廷的皇权毋宁凌驾于教权之上。这一权力顺位的次序,遂使清廷皇权,经由喇嘛教的教权与神治,笼络蒙、藏喇嘛教信徒均奉清廷皇帝为佛法的保护者,不啻加强了清廷为满、蒙、藏共主的地位。

    清廷皇权完全掌握了东起满洲、西迄西藏的广大地区,其威势甚至超过大唐天可汗。这是东亚草原、高原地带第一次的大统一,而其坚实基础也超过了成吉思汗全凭武力建立的大帝国。

    总结本节,清人入关,接收了明朝的天下,循原有的统治方式,用汉制、汉宫治汉人,从而形成了大清皇帝君临天下的体系。另一体系则是本节叙述的满蒙藏地区,即满洲大汗以喇嘛教为精神纽带,以婚姻为亲缘纽带,以盟会朝觐为仪式,以朝贡赏赐为交换,统治占当时中国区域三分之二左右的草原大汗国。满蒙藏事务统由理藩院、内务府及旗务系统管辖,直属于清廷皇帝,不归汉人体系的中央政府。这一大汗国的首都,除北京之外,还有承德的夏都,蒙古王公、西藏喇嘛、满洲贵族都在此地朝觐会盟,一次又一次地确认清廷皇帝的宗主权。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叠合成为清帝国的二元体制。这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