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7、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下篇(公元17世纪一公元19世纪中叶)

第2节 台湾的开发  

 

郑氏领下的台湾,延明祚于海隅,从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攻台、郑克?降清,维持了三代的统治,为时二十二年!清廷攻台次年(1684),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专设台厦道,由总兵一员率班兵轮番驻防台湾。

    世界和国内的移民潮

    台湾在清治二百年问,人口激增,地方行政单位(府、州、县、厅)逐渐增加,终于在光绪十一年(1885)升级为行省。郑氏来台前,台湾人口不会超过5万人。郑氏攻台,携来军民10万人。19世纪初,台湾已有人口200余万。19世纪末,编户人口已有320余万人,除了当地原居族群数十万,及当地自然增殖人口之外,应有大量由闽、粤人移入的人口。17、18世纪,世界各地人口大量迁移,最为著称的事件,当是欧洲人口移民新大陆,取代了当地的原居族群。在东亚地区,虽然明廷的海禁时闭时开,仍有不少移民迁移东南亚各地。清人入关,满蒙人口移入中国本部。明清之际,内乱不断,张献忠、李自成的部众,出入川、鄂、陕,百姓逃散,转辗沟渠,千里废墟。

    清代初年,康、雍、乾三朝,秩序恢复,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口颇有增加。全国编户人口,由明代著籍七八千万人口,骤增为乾隆六十年(1795)的3亿人口。这一巨幅增殖,既有统计的数字问题,也有粮食增加的因素。前者当是因为康熙朝“盛世人丁,永不加赋”及雍正朝“摊丁入亩”两项政策,使避税的人口不再逃匿;后者则是因为大洋航道开通,许多农作物引入中国,外来玉米、番薯、洋芋……都可在山坡地种植,而其耐寒、耐旱的能力也相当不错,粮食生产增加,人口随之增殖。

    清初,有数百万人之多的湖广人口,大量移入川陕汉水流域及四川盆地,即所谓“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这一移民浪潮之中,还有长江中游各支流山谷的客家人口,大量北向回流,移居四川。另有本来在长江河谷地居住的汉人,因为山地可以种植玉米等类农作物,遂逐渐移向山地,侵入中国西南山区,压迫当地原居族群同化或迁入深山。清代在西南地区,以武力改土归流,扩大政府直接统治的疆域,也当由人口大量移徙的角度讨论。

    台湾人口激增缘于闽粤移民浪潮

    闽、粤人口移徙台湾,也是上述移民浪潮的一部分。郑治时代,清廷海禁颇严,闽、粤沿海村落一律撤空。这些移入山区腹地的沿海居民,若没有上述新引进的农作物,难免饥馑。清初,即使政府仍禁止人民迁移台湾,闽、粤的人口压力还是会导致大量人口移民。当时,户籍所载不过1.2万余户,1.6万余口。这一数字,并不准确,因为郑氏入台人口已逾10万,再加上130余平埔番的番社,每社数百人至千余人,总数也当有10余万口。汉番合计,清初台湾人口,当有三四十万左右。嘉庆十六年(1811),台湾地方当局调查全台人口为24万余户,200余万口。从1683年到1811年,共一百三十年左右,三个世代的时间,台湾人口增加不啻四五倍之多。凡此增加的巨大人口,不可能皆由自然增殖,其中大多数是由大陆移入。因此,闽、粤人口对台的移民运动,就其人数及密集于一个海岛的密集度而言,毋宁是同时期各处移民运动之中,相当有特色的历史事件。

    清初百姓在台湾岛上开拓谋生

    清廷最初并不鼓励对台移民。当郑氏投降时,清廷还未有开拓台湾的积极政策。施琅说服康熙在台设立官府的理由是为了国防:若是荷兰人占领这一数百里沃壤的海岛,在此发展基地,则中国内地的沿海地区,将无安宁之日!清廷派官设治,收台湾于版图之内,却又担心台湾远隔海洋,如果有人如同郑氏割据,将难以制服。后来朱一贵、林爽文起事,清廷果然劳师动众,始予平伏。为此,康、雍、乾三朝的移民政策虽然宽紧不一,大致是禁止百姓渡台的。然而,禁令虽设,不能阻挡百姓为了原乡生计窘迫而私渡台湾海峡,在这一岛屿上开拓谋生。

    清政府以自治态度对待原居民

    清廷对于台湾原居族群,大致采取自治的态度。平原上的原居族群,被称为“平埔番”或“熟番”,已有农业,也有村社组织。在山地的原居族群,耕种之外,颇以渔猎为生,也有部落组织,被称为“生番”。然而,一个番社大多只有数百至千余人,村社之上并无更高一级的复杂社会组织。台东卑南一族,占地较广,领袖号为“卑南王”;为罕见的大型集团。清廷对于这些原居族群,仿照西南各省的土司制度,承认其自治权力,颁授原有族群头目以“土官”、“土目”的印章,官方则以理番同知、理番巡检诸职,以为约束,汉、番交涉则以通事与总理作为中介。官方在番地立碑为界(番界),在平原入山之处更有“红线”与“土牛”等土垒防线,不许汉人闯入。

    清廷如此政策,并不能阻挡汉人逐渐侵入番地,取得土著的土地。汉人以组织力量及文化优势反客为主,逐渐使全台成为汉人的天下:平埔番几乎全部汉化,他们的子孙已与汉人融合为一;山地的土著,则局促于高山及东部的后山,成为台湾的弱势族群。汉人的开拓由南向北,逐步进展。清领之初,诸罗(今日嘉义)已是北限,后来逐渐突破中部的“半线”,即今日彰化,北向延伸。18世纪初,汉人已开辟了北部淡水、基隆。汉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开拓,则是18世纪后叶在噶玛兰(今日兰阳平原)的武装拓殖。大致言之,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亦即18世纪的前半期,是汉人移民开垦的极盛时期,南部至北部的平原旷野,均为汉人所有。乾隆以后,则是开发山坡台地及东部的后山。

    移民多为迫于生计之所为

    汉人移民,在康、雍、乾三代多是迫于生计,私渡来台。台湾海峡的南向洋流号为“黑水洋”或“黑水沟”,洋流骤入狭窄的海峡,十分湍急。偷渡者的小船,往往不能横截急流,难免会“落?”漂流,即使到了台湾外海,若在沙洲靠岸,也可能未到陆地又为涨潮卷去。汉人移民渡过风涛之险到台湾之后,工作劳苦和瘴疠疾疫之害,使偷渡人口的折损率很高,真正能在台湾定居创业者为数不。台湾俗谚“三留二死五回头”,意即渡台者能存活、留居的大约史有十分之三而已。

    这些偷渡人口,早期以单身男子为主,号为“罗汉脚”,开禁以后,始有妇女来台。早期来台谋生的罗汉脚,或则垦荒,或则入山抽藤,另有一些则进入番社贸易,受雇于“番头家”耕作谋生,其中颇多因而娶了平埔番妇女,成为赘婿,终于继承妇家田地。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汉人已经遍布台湾西岸。康熙晚期,闽、台的有财力人士集股招募壮丁,大规模开拓“半线”和台北盆地。.这种集体开拓的大户(垦首),领取垦照,从闽、粤招募垦丁,动辄数千百人,有计划地开发圳、埤水利灌溉系统。今日彰化地区的八堡圳,即是一例。

    在康熙晚期,台湾开始大规模开发

    垦首役使大量移民的垦丁,垦殖田亩,既垦之后,垦丁分领若干田地,再分租佃农。于是,台湾中北部出现了三级制的租佃关系。垦首田连阡陌,役使千百人,坐取租谷,号为“业主”,俨然封君。他们收租的“公馆”,今日尚见于地名。垦丁承租土地,也成了地主,号为“大租”;他们又将田地分租佃户,是为“小租”。这些台湾地方豪强,役使佃众,侵轶土著,挟其势力,蔑视官府权力。台湾地方官员阶卑秩小,又经常’更迭,在台职务,犹如寄旅,当然也不能不仰承豪强巨室的鼻息。这种情势延续至日本占台,第一级的业主始失去其势力,而大租户始成实质的地主。

    台湾地方势力强大,是开拓社会的共同特征。官府的权力不彰,豪强以其势力,组织为谋求土地利益的当地社群共同体。17、18世纪,来台开拓的移民先是来自福建泉州,继之以漳州移民,最后则是广东的客家移民。来台人士,先是单丁,继之以大户招募的劳力,最后则是同族同乡的集体迁移。,虽然上述三个族群大致分布是:泉州人在中南部,漳州人在中部、北部,客家人在丘陵及台地,具体情形则诸族村庄犬牙相错、彼此毗邻。为了争土地、争水源,泉漳、福广之间,各以原乡邻里乡党与亲属戚谊分类械斗,双方动员千百人众,俨然小型战争。若是有民变起事,大致闽属为多,官府镇压时,客属民众又往往起而帮助官军,于是官民之间的冲突,终于又成为方言群的分类械斗。这是因为公权力不能以法律维持秩序,地方社群诉诸暴力,争夺资源,互相制衡,斗争不绝。

    19世纪时台湾全岛大都已开拓,形成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台湾在19世纪时,全台已大都开拓,只有东部后山及高山地区还有开拓余地。19世纪的世界经济,已呈现全球化初期的色彩,台湾的许多商品已进入国际经济结构的交易网络。台湾气候温和,生长期长,农产丰富,于是台湾生产的稻米,很快即有余粮,供应闽、粤,甚至北销江浙及京津。台湾的蔗糖产量,也在短期超过广东,取得中国大陆、日本及东南亚的市场。台湾从福建引进茶种,最初不能与闽、浙相比,但英、美洋行在台发展预购茶产,所谓“包种”,于是台湾的乌龙茶在国际茶叶市场占了一席之地。樟脑是天然的芳香剂,台湾樟树木材,本来用于造船及家具,19世纪时台湾樟脑已是外销商品。凡此现象,反映台湾开拓的近代性,其特定时空条件导致的发展模式,堪与加勒比海诸岛与中美诸地在同时代的发展模式相比,而与中国西南及东北边地的开发不甚相同。

    总结本节,台湾由郑氏统治转变为清领版图,从此有大量移民进入,于是台湾迅速汉化。清廷设立府州县厅统治汉人,土著、平埔番在汉人的经济与文化双重压力,逐渐同化,台湾完全开发为汉人的地方。由于移民开拓,地方层次的社会力量强大,也因此而有分类械斗,形成台湾草根社会强大鲜明的族群意识。台湾移民,闽南泉漳及广东客家为主要族群。平埔番人口,经过同化,也已融入汉人之中,不足以构成一个新的民族。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在台不外军人与传教士,人数至多千百而已,更不足以改变汉族血统成分。汉人文化涵化力强大,移民带来的闽、粤汉人文化,遂为台湾文化的主要成分,也因此确立了当地对汉人文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