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第4节清代学术风气   

 

明代王阳明心学盛极一时,俨然已取代程朱理学的地位。王学固然可以自由发挥,却也有其不够谨严之弊。明代清谈之风,不下于魏晋玄学,学者大多不务实际。明代覆亡,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省中国文化及明代制度的缺陷,指出士大夫只务游谈,不通世务的风气,应是中国致败的病象之一。

    清初“颜李之学”是对于明代学术风气的反晌

    清初“颜李之学”(颜元、李?),当是对于明代学术风气的反响,提出了,也实践了实学与实行的要求。先秦儒家学说原将德行与学问,视作是内外相应的。儒家学问是道德的体认,与古代希腊以来西方学问的知识认知,并不相同。程、朱、陆、王都在学问思辨上,有重大贡献,但若是学者只着力于学问思辨,而缺少身体力行,上述内外兼修而又相合的工作,便无着落。明代王学盛时,刘宗周诸人已不甘从书本从事学问,尤其言辞的学问,而改从慎思明辨之上致力于正心诚意的修身。他们不仅注重慎独及自记功过,还在同人之间互相帮助砥砺德行。明朝覆亡之后,刘宗周弟子黄宗羲,如上所述,遂以为这种笃行功夫也不能救济时艰,于是晚年有《明夷待访录》的深刻反省。

    颜元(1635-1704)与李?(1659-1733)崛起于河北乡间,与明末江南诸学派并无关系。他们生长的地方,正是金、元之时北方新道教兴盛之处,乡里风气质真。清人入关,圈地、投充及追捕逃人的弊政,使北方百姓身感亡国之痛。也为此,颜、李对于明代士大夫高谈心性有痛切的批评。颜元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是一例。颜元自律甚严,耕作、教学为生,自身恶衣粗食,艰苦劳动。他的行为举止,不敢轻慢失仪,并且与同志相约互相规箴。凡此均是实践儒家鼓吹的处世做人标准,以这一途径纠正学者空谈的弊病。

    颜元主张学问能经世济民

    颜元对于现实政治,亦有批判。他大致主张学问须能经世济民,因此所著《存学》、《存性》两篇,都坚持“学”与“习”不能分开。他的教学项目,不仅包括儒家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而且兼及实用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用今日的学术项目言,即是军事学、经济学、工业技术、农牧生产等项。他的关怀,在于正德、利用、厚生,而且不仅正一身之德、厚一身之生,更须扩而大之,由身及于众,由家及于国,以教育正一国之德,以政治利一国之用,以生产与福利厚一国之生。这是从内圣走向外王的志业了。颜元的弟子李?,追随颜元,也发挥了实践之学。较诸颜元的习行,李?则强调必须兼顾学与行,不得偏废。格物与致知是“学”,诚意、正心、修身是一己实践德行的“知”,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兼善天下的“行”。正因发此心愿,李?将先秦儒家重视六艺,对比宋儒吟哦静坐,指出两者之间活泼与呆板的差别。

    如果颜李学派能有更大的发展,清代教育制度当有相应的改革,而清代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面貌精神,也会有极大的变化。可惜这一个重视实践的学派,终究不能在俗儒之中开启风气,更不用说继长增高了。清廷科举取士,仍用试帖制义,以朱子注的经典为教材。利禄之所在,即是众人追求的方向。因此,颜李之学,在当时及后世始终不是主流。相对而言,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其上乘不过汤斌这样人才,理学名家,正色立朝,号为能臣良吏。下焉者,则是李光地之类,能作理学文章,也能巧宦干禄,至于卖友冒功的私德有愧,全不在乎。如此学者,空有学问而不能实践。然而,清代三百年科举,李氏之流多于汤氏,这是文化与学术的另一种风气。再一次提出经世济用的口号,竟须等到道光年间,俞正燮( 1775-1840)与龚自珍(1792-1841)两人于考证之学均有造诣,又当中国多事之秋,始提倡通经致用,以矫学风之疲。

    俞正燮与龚自珍于考证之学均有造诣,又提倡通经致用

    乾嘉考证之学,盛极一时,可说是清代学术成就的巅峰。考证之学起,代替了义理之学。对于这一现象,一般的解释是清廷文网太密,压制太严,不容明末自由讨论的学风,于是学者躲入忌讳最少的考证之学,以取自保。这种解释未尝不能自成一说,然而考证之学兴起,应当也有学术发展线索的逻辑,未必完全可归因于政治压力。

    两汉儒学发展的轨迹,或可借来理解清代学风的演变脉络。西汉董仲舒建构了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由此方向演变,一方面有今文学派的微言大义,诠释经文往往有太过穿凿之处;另一方面,谶纬之学更是割裂经文,甚至肆意编造。东汉学者遂反其道而行之,从训诂下手,力求清理经典中的讹误,恢复经典原貌。东汉学者的学风,在汉末三国魏晋,又一变为玄学清谈风气。清代承明末高谈义理的风气,也有意拨乱反正。顾炎武志在经世,但惩于学者。一任己意援引经典,遂考订声韵,也摸索制度沿革。因此,顾氏毋宁为清代考证之学的始祖。

    考证之学,包括音韵、文字、训诂、校勘。更扩大一些,史事真相、制度沿革和地理变迁,也可列入考验证明之学。这些方法学,亦即实证的研究方法,必由材料下手,从证据中归纳可信的结论。是以,考证之学虽然号为“朴学”,却是胡适之称之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学问,义理、辞章、考据三个部分中,辞章是文学创作的领域;考据则是义理的根本功夫。没有可靠的典籍,而后谈义理,难免会有无根据的猜测,由此取得的阐释,也未能免于主观的陈述。

    清代考据之学中,阎若璩( 1636-1704)从事经典的考证,其《古文尚书疏证》,当是第一件从大量证据归纳为结论的研究工作。万斯大(1633-1683)、万斯同(1638-1702)兄弟两人都是黄宗羲的学生,前者是经学家,从会通诸经中,寻找经文的正确解释;后者是史学家,从许多史料中,捡取最近历史真相的事迹。乾隆时代考证学大师戴震(1723-1777)明白指出,所谓义理不能舍弃经文,凭空得之,认为凡学必从“离词”(分析词句)、“辨言”(分辨语意)开始,最后才能走到“闻道”的地步。这一态度,清代考据学界的大家,大多都能持守。但是,考据之学成为风气之后,从事实证工作的学者,也就难免被狭窄的专题罩住,全力在细节上周旋,迷失了穷经是为了通经的本义,遂为了考据而考据,功夫细密却没有由此引申的余地。

    清代官方编辑大部头的丛书为数不少,最为著名的有《四库全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

    清代官方编辑大部头的丛书,为数不少。康熙、雍正朝,除了宣扬武功的“方略”外,有字典、韵书、类书及经书的集解。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乾隆时,官修图书的工作更盛,有“十全武功”的方略,《续通典》、《皇朝通典》等“十通”中的六部,各种礼书……最庞大的工作则是《四库全书》,花了十三年编集经、史、子、集四部的古今著作3457种,共有79070卷。凡此种种集体编辑的工作,直接间接动员了不少当代学者。为了这些工作,学者们的精力时间大多用于考订、补缀、注解与整理。乾嘉考据之风盛行,与这一大规模编书的“工程”有关,相当程度引导了学术界的工作方向。

    清代学者们可能由于集中编书之故,遂形成一个学术社群。以戴震为例,上承顾炎武、阎若璩、万斯同的传统,与他同时的学者有钱大昕、惠栋、秦蕙田、纪昀、卢文?、王昶等人,他的弟子有王念孙、段玉裁等人。《皇清经解》与其续编的作者,几乎都有直线的师承与横向的交往。在中国历史上,堪与相比拟的社群,应是两宋的理学学者群了。

    清代学者因编书形成一个学术社群

    如此一个庞大而延续几个世代的学术社群,当然形成一时治学的方向与性质。无独有偶,17世纪的英国也有一个学术群体。1660年,十二位英国的科学家组织了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皇家学会标举的工作是“数理实验之学”(Physico-Math‘—matical Experimental Learning)。这一批学者彼此切磋,推动了学术界发展实证科学。第一任会长是天文学家瑞恩(Christopher Wren,1632-1723),后来担任过会长职务的学者,包括:牛顿、赫胥黎、波义耳等人,都是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1850年,英国政府拨款一千英镑,支持皇家学会的研究工作。皇家学会的会籍,须由三位会士推荐,经全体会士投票,始得成为新会士。这一个学术团体,结集了学术界的精英,对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拱之功。

    比较上述17、18世纪中、英两个学术社群的工作、志趣与趋向,其间的差异导致此后东方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英国学者研究的是宇宙间事务之理,并强调实际的验证。中国乾嘉的学术社群,则研究由古代传承的典籍,其工作是注解与疏证,却不在理念与思想,更不论由已知开拓未知。清代学术风气不为不谨严,是以胡适之将乾嘉考据之学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相比。但是,清代学者自命为“汉学”,以示不同于“宋学”的义理之学,却仍与实证科学完全不同。清代考据之学,注意学问的细节,不再有追索“道”与“理”的理想,也失去了整理典籍以资反省的原旨!清代学术传统中,已没有了人类关怀自身终极意义的精神。这样的学术传统,可说是为了矫程、朱、陆、王的缺失,矫枉过其正,竞陷入了繁琐,反而减轻了批判官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