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第5节民间社会组织

 

清代出现大量地方志书,以乾隆、嘉庆之间,修志之风气最盛,后世方志大多只是增订修改这一时期的志书。章学诚(1738-1801)为编修地方志的巨擘,他认为地方志是“一方全史”,相对而言,朝代的历史是天下之史,“部府县志,则是一国之史”。这种观念,反映了地方自觉性。用今日语言说,地缘单位是一个切近人生的共同体,因此编修志书,毋宁是在儒家天下国家的理念下,地方人士把本乡本土看作是实在生活圈的表现。

    地方人士外出工作多以会馆为联络中心

    于是,地方人士外出工作,即在他乡组织同乡会。清代各地常有同乡会馆。在京师所在,同乡官吏及赶考的举子,都有会馆为联络中心。乡谊之外,由于一地常以某种职业为其专长,在外乡工作的同乡往往也操持同一职业。例如,我乡无锡颇多铁匠分散在长江流域各地,重庆、汉口等处的无锡同乡会实际上即是当地铁匠帮,是同业工会。各处的无锡会馆,即是这一工会的聚会所。铁匠供奉火德真君为保护神,无锡会馆也因此是火德真君信仰的祭祀之处。

    在清代,最为著名的同乡组织当是山西人的山陕会馆。山西商人经营的事业,遍及全中国,尤以票号为最有势力,于是山西人供奉的关帝(原籍山西解县),即是山陕会馆的主神。清代以来,关帝由战神演变为财神,其变化是否与山西人的信仰有关,当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传统中国的专门职业,常有地缘性的集中。“会馆”组织,有利于同行的互助,能使这一行业扩散其势力范围,但也可能因此导致专业的独占及相随发生的专业封闭性。

    与上述专业社群不同的社会群体,则是以信仰祭祀活动为中心的地方性组织。兹以中国南方妈祖信仰为例。这是福建泉州发展的信仰,宋代湄洲女子林默娘原为海员与渔夫的保护神,但其功能逐渐演化扩散为母亲形象的神?。闽台的妈祖庙经过分香制度,建立了广泛的网络,所谓头妈、二妈、三妈……均有本干支脉的谱系,妈祖庙成为小区活动的中心。小区的妈祖在其祭祀圈内,以定期巡境,确立其小区认同意识,组织信众。一些小区领袖,也以祭祀活动,不断确立其权威及祭祀圈内的人际合作关系。于是,祭祀圈也构成生活共同体,小区居民由此合作,从事水利、社会救济……诸项事务,小区终于形成一个经济圈。中国传统的集市,遂常以这样的小区为其网络的基层。

    妈祖信仰以分香制度扩散其网络,北至天津、烟台,南至东南亚华侨集中的港埠,凡有海上活动闽台人士之处,即可能有供奉妈祖的庙宇。这一庞大网络的联系功能及由此发动的动员功能,常可超越地区的局限,发挥巨大的社会潜能。类似的其他神?系统,或大或小,遍布于中国各处。大而言之,北方的龙王信仰、泰山碧霞元君信仰,南方长江流域的许真君信仰……都经由进香活动,将各处信徒编织为庞大的网络。小而言之,一个地区之内,不同神?的信众又可经由庙会及神?定期的互访,集合为一个区域性的共同活动。无锡的张大帝生辰,即是全区诸神会聚的“出会”,以建构小区认同。

    地缘、职业与祭祀活动构成同乡观念

    地缘、职业与祭祀活动构成的同乡观念,实为皇朝政治权力之外的社会认同。在政治权力触及地方利益时,地缘性的社会力量即可能发挥牵制,甚至抵销政治权力的作用。另一种社会力量,则是以宗教信仰相结合的民间宗教组织。虽然儒家具有相当程度的宗教性,有其教条与仪式,但是儒家学说是国家权力的正统之学,儒生经过科举方成为官吏,与皇权共同掌握国家的权力。佛、道两家,本是出世的信仰,而且经过长期磨合,正宗的佛教与道教都已适应国家权力,足以共存。

    然而,在中国的民间,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自宋代以来逐渐融合。明代林兆恩的夏教,即是糅合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运动。夏教未成气候,今日已不见这一教派,三教合一的努力,则仍见诸一些民间宗派。儒家的伦理理念,加上佛教的果报观念及道教的宇宙观、生命理论,事实上已融合为一套中国人的人生观及宗教观。今日尚见存在的天理教、万善堂……诸宗派,都可说是这些信仰的融合。清代善书之中,流传极广的《太上感应篇》,也是这种融合性信仰的代表。

    民间另有一种更为复杂的信仰系统,除了上述三教之外,还包含了从中亚传入中国的袄教与摩尼教成分。这些信仰,在传入中国时已经有些混合。其劫数与救世主的观念,很早即渗入佛教,形成弥勒信仰,也演化为道教的李顺、李八百信仰。元末韩林儿等人起事,以明教为号召,而明教实是由袄教发展而来的民间秘密宗教。乾隆时白莲教一系的清水教、混元教、收元教,颇为活动,后遭清廷镇压。白莲教大规模起事,是在嘉庆元年(1796),自此蔓衍四川、湖北、陕西各处,人众十余万。清廷大军围攻,但教众屡仆屡起。清军各处追击,军事行动延续十年之久,始得平定。但是白莲教余党散伏他处,长期隐伏,不时又会冒出头来。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李文成在直、鲁、豫三省边区起事,危及京畿。清末庚子义和团的活动,也是由白莲教一脉相承。

    白莲教是多种宗教信仰的综合体

    白莲教的教旨,有二宗三际、弥勒下凡的劫变与来世观念。所谓二宗是光、暗,光明终必战胜黑暗。这种两元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阴阳相反相成之论,十分不同,实是转化袄教光暗对抗之说。三际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三世,分别代表过去、现在与未来。青阳之世由“燃灯古佛”执掌,红阳之世由“释迦牟尼佛”执掌,白阳之世由“弥勒古佛”执掌。每世又有若干劫难,道劫并降,善人人道,恶人堕报。三世之说,与佛教过去一现在一未来三世佛的观念相同。但是佛教过去佛之名号,据《法苑珠林》的佛祖传记,过去七佛:第一昆婆尸佛、第二尸弃佛、第三昆舍浮佛出于过去庄严劫之末,第四拘留孙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叶佛、第七释迦牟尼佛出于现在之贤劫,其中并无燃灯古佛。燃灯是光明的象征,其实也是袄教拜火、中国明教崇拜光明的传统。白莲教的理念与象征,毋宁都继承明教,乃是启示宗教的教义。白莲教又宣传“无生父母,真空家乡”的口号,前者来自《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后者则是佛教的“轮回俱尽,诸法皆空”。至于白莲教告诫教众的道德,无非是儒家的伦理观念。以上所述诸事,充分显露白莲教是多种宗教信仰的综合体,只是白莲教的教众,大多不是士大夫阶层,其摄取融合的教义,并不注意哲学逻辑的思辨,但求为一般百姓能够接受而已。

    嘉庆年间白莲教之乱,虽然平息,教众分散,潜伏各地,分别以其他名称的信仰,延绵不绝。举例言之,今日台湾盛行的一贯道,据该教自述传承,原名先天道,其宣传的教义也是二宗三际,也是“无生父母,真空家乡”,也是主张三教合一,显然与白莲有传承的关系。嘉庆七年(1802),先天道十一祖何若被捕,流放贵州。这一年代,实与白莲教川楚起事同时。何若传道十二祖袁志谦,先天道从此在四川、两湖、福建传道。道光十一年(1831),先天道又遭迫害,领袖陈彬充军边地。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843-1845),先天道遭受严重教难,大批领导成员被处死。以上事迹,显示白莲教以不同名称,在各处落地生根,其生命力十分强韧。

    可以推知,白莲教当是各个支派自己独立开拓,虽有大宗祖脉,却没有统一的规则与约束。各支教义。因地制宜,深浅并不一致,仪式也各有繁简,不尽相同,但吃素一项,则是各处均同。这种根枝蔓衍,落地生根的网络,是中国民间宗教组织的特色。即以白莲教系统而言,远则追源宋代,近则回溯乾嘉,算是民间社会中一个不可轻视的力量!

    另一支清代的民间组织,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天地会在台湾的第一次活动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事,历时逾年,几乎占领了台湾全岛,清廷调集大军始予平定。自此以后,天地会或其支派的活动,从未间断。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事,虽是以拜上帝为名的大规模起事,也与天地会颇有瓜葛。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全仗秘密社会会众支持,其实即是各地的天地会,只是或以天地会或以洪门为名称。

    天地会组织严密,势力浩大

    天地会的宗旨、口号,明白标志反清复明,其活动范围在中国南部诸省,尤以两湖、闽广为多,也延伸到东南亚及北美的华人社会。该会自述源起,所谓西鲁番造反,少林僧人从军平乱,有功不赏,还遭迫害等等,均难以考证。可以肯定者,其最初组织者当是明代遗民,在清代政权已经稳固之后,将反清组织转入地下。因此,天地会组织十分隐秘,有相当复杂的隐语与仪式,以辨识同志,其组织内规也十分严密,以防范清廷渗透。天地会的会众,大多是一般百姓,工农商贾、将弁兵土,无所不有,但少有缙绅儒生。天地会,后来常为人称作“洪门”,各处的山头、堂口各不隶属,也未设有全国性的总机关,但是会众有事,找到当地同志,望门投止,只要以切口暗号盘问清楚,无不尽力接纳保护。洪门人众多少?不仅在清代,因是犯禁组织,难以计算,甚至在民国时代,也不能有准确的数字。然而,这一根枝蔓衍的民间组织,其势力之浩大,则是众人皆知。

    青帮与洪门之间,似乎长期相安共存

    清代另一个民间组织是漕帮,又称“安清帮”、“青帮”,以示与洪门(红帮)有所区隔。清代首都在北京,南方粮米经由大运河北运。运漕船只的船员,为数以万计,他们的职业性组织,奉明代的罗祖为祖师。漕帮档自述来源说,清代船工之中有钱、潘、翁三祖,组织船工,包揽漕运。据传说,清廷担心洪门掌握漕运,足以制清廷于死命,遂仗漕帮(安清道友)保护漕运。后来该帮人众包罗甚广,车船夫役、旅舍商店、茶楼酒馆——凡是交通线上的有关专业,均可能是漕帮会众。该帮的隐语暗号,十分隐秘,组织内规的严密,不亚于洪门。各地分舵,也各自独立,并无全国性的总舵。漕帮与洪门之间,似乎长期相安共存,帮中口号:“红花绿叶白莲藕,三家本是一源生”,似乎暗示这两大帮会,甚至隐含白莲教,都有一些历史的渊源。至于渊源何在?至今不易考证,大致都自命为政权之外的民间秘密团体,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清廷之前,必须彼此合作掩护。

    以上所述的民间社会,包括地缘组织、宗教团体与秘密社会三类。然而,这三种类别,又常有难以区分之处。例如,地缘小区组织常以寺庙祭祀活动联系。职业工会的职业保护神祭祀,又与同乡会叠合交叉,而秘密宗教团体与秘密社会之间,又有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凡此组织,一向不是正史记载所及,却是清代社会不容忽视的一环。传统中国皇权国家的政府结构是金字塔式的系统,相对而言,上述民间社会则是根枝蔓衍的网络,两者涵盖的社会空间颇不相同,却也可以各自发展,并不必然互斥。这些民间组织,在中国历史早已有之,在清代尤为显然可见。